赵翼《廿二史札记》卷３１《明史立传多存大体》，有这样一段话：
《明史》立传多存大体，不参校他书，不知修史者斟酌之苦心也。如《龙兴慈记》，徐达病疽，帝赐以蒸鹅，疽最忌鹅，达流涕食之，遂卒。是达几不得其死，此固传闻无稽之谈。然解缙疏有刘基、徐达见忌之语（《缙传》 ），李仕鲁亦谓，徐达、刘基之见猜，几等于萧何、韩信（《仕鲁传》）。此二疏系奏帝御览，必系当日实情，则帝于达、基二人疑忌可知也。今《明史》达、基二传则帝始终恩礼，毫无纤芥，盖就大段言之，而平时偶有嫌猜之处，固可略而不论。且其时功臣多不保全，如达、基之令终已属仅事，故不复著微词也。

这段文字有几个明显的错误。刘基、徐达之见忌，不见于《解缙传》所录之疏文，徐达、刘基之见猜，非出自李仕鲁之疏，实出自陈汶辉之疏，而载于《李仕鲁传》中。说朱元璋赐徐达食蒸鹅，也不见于王文禄的《龙兴慈记》，而徐祯卿《翦胜野闻》却说徐达病疽稍愈后，朱元璋“忽赐膳”，梁亿《皇明传信录》又说是朱元璋赐食，“有马肉焉”，徐达食后背疽复发而死。不过，赵翼认为刘基、徐达虽然受到朱元璋的猜忌，但朱元璋并未对他们下过毒手，说所谓赐食蒸鹅实属“传闻无稽之谈”，“达、基之令终已属仅事”，徐达是获终天年，而不是被朱元璋毒死的。不料，《廿二史札记》所谓朱元璋赐徐达食蒸鹅之说，竟被后世的明史著作和朱元璋传记争相引用，几成不刊之论，这大概是赵翼始料不及的。

《廿二史札记》卷３２《明初文字之祸》，还辑录《朝野异闻录》及黄溥《闲中古今录》所载因表笺文字诖误而被杀的传闻，陈述洪武年间的文字狱案。《朝野异闻录》今已不存，《闲中古今录》今存摘录抄本，未见有赵翼所引之资料。不过，赵翼引用的这些传闻故事，在《翦胜野闻》《皇明传信录》、郎瑛《七修类稿》、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邓球《皇明咏化类编》、王世贞《弇州史料》、黄景昉《国史唯疑》与佚名编辑的《九朝谈纂》诸书中都可找到，可见其流传甚广，是有所依据的。对赐徐达食蒸鹅之传闻，赵翼斥之为“无稽之谈”，但对这些文字狱案的传闻未作此种指斥。后来的许多明史著作和朱元璋传记，无不作为信史加以征引，借以批判朱元璋的文化专制主义。

那么，赵翼征引的这些文字狱案的传闻是否可信呢？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已有港台及海外学者著文进行辨析，提出质疑。上世纪七十年代，美籍华裔学者陈学霖先生又先后发表《徐一夔刑死辩诬兼论洪武文字狱案》（《史林漫识》，第２５７～２７５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２００１年版）、《明太祖文字狱案考疑》（《明史研究论丛》第五辑，第４１８～４５０页，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两篇长文，进行细致的考辨。他指出，这些传闻皆出自弘治至万历间的野史稗乘，而不见于官修史书的记载，其间抵牾百出，荒诞可笑，不可视为史实。如赵翼述及文字狱案的起源，本于《闲中古今录》。今存《闲中古今录摘抄》载：
蒋清高，象山人，元末遗儒也。内附后仕本县教谕，罹表笺祸。赴京师，斩于市。斯祸也，起于左右一言。初洪武甲子（十七年）开科取士，向意右文，诸勋臣不平。上语以故，曰：“世乱则用武，世治宜用文，非偏也。”诸勋进曰：“是，固然。但此辈善讥讪，初不自觉。且如张九四（张士诚），厚礼文儒。及请其名，则曰‘士诚’。”上曰：“此名甚美。”答曰：“孟子有‘士诚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此览天下所进表笺，而祸起矣。

根据这则文字的记载，所谓表笺之祸始于洪武十七年，但从洪武六年起，朱元璋即数次颁布表笺格式及字讳回避事例，起草表笺的学官是不可能罔无所知或故意触犯禁忌的，而查《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八年到三十年，朝鲜贡使柳昫、郑道传等因违反表笺成式，都只受到责罚，并未被处极刑。而蒋清高本人，据民国《象山县志》卷２３《蒋清高传》所录的蒋氏谱牒，系于洪武九年卒于本县儒学教谕的任所，亦非于洪武十七年被斩于京师，可知其死与所谓表笺诖误实不相涉。至于说朱元璋因武臣引孟子“士诚小人也”之句而兴表笺之狱，更不可信。孟子原句应读作“士，诚小人也。”武臣读作“士诚小人也”，显然是割裂原文，断章取义。而洪武十七年，朱元璋已年逾五十，不仅熟习经史，而且擅长文字，亲自批答奏章，撰写诗文，绝不可能为武臣故作曲说的小伎俩所蒙骗而大兴表笺之狱的。

又如赵翼引《闲中古今录》之记载称，洪武年间徐一夔任杭州府学教授，尝作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但据光绪年间丁丙编校《始丰稿》跋中的考证，徐一夔实际死于建文初年，并非为朱元璋所杀。徐一夔晚年撰写的《故文林郎湖广房县知县齐公墓志铭》，称齐公庄卿“生元至元丁卯，卒洪武戊寅，以明年 葬”。至元丁卯为四年，洪武戊寅为三十一年，明年即建文元年。此墓志铭的撰写，亦作为徐一夔至建文初年始卒的有力旁证。赵翼又引《闲中古今录》的记载称，高僧来复作谢恩诗，有“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之句，朱元璋阅后大为恼火，曰：“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但据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及释元贤《继灯录》的记载，来复是在洪武二十四年涉嫌胡惟庸党案被杀的，而非触犯文字禁忌而被杀。

后来，王春瑜先生还撰有《明初二高僧史迹考析》一文（《明清史散论》，第１８５～１９０页，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６年版），考订明中后期野史稗乘所载明初二高僧史迹之谬误。郎瑛《七修类稿》卷３４载谓，四明高僧守仁、德祥分别以《题翡翠》《夏日西园》的诗作而遭朱元璋忌恨，“皆罪之而不善终”。王先生指出，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明确记载，这两位高僧都和朱元璋有着良好的关系。守仁在洪武十五年应召出任僧录司右讲经，三考升为右善世。其母逝世时，奉旨奔丧，特赐镪装殓。洪武二十年又受命主持天禧寺，最后示寂于寺，善终天年。德祥也曾“应召浮屠”，十年之间三上京华，与缙绅往来频繁。他一直活到永乐中，最后“谈笑而逝”，亦得善终。《七修类稿》说两位高僧皆“不善终”，是无稽之谈。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一些朱元璋传记、影视作品和通俗历史读物，为了增加形象性和生动性，往往不加甄别地使用这些野史稗乘记载的传闻故事，就连前人已考订属于谬误失实的传闻，也照样引用。依据这些传闻塑造出来的朱元璋自然是个专横残暴、心狠手辣的暴君形象，没有什么历史功绩，依据这些传闻描绘的明代历史自然也是漆黑一团，没有丝毫的亮点。这样的描述虽然带有强烈的冲击震撼力，能吸引某些人的眼球，但却远离真实的历史，是不可能使人得到正确的历史知识，受到历史的启迪的。广大读者和观众，对此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