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又尝恠了翁晚岁之论，多出此帖之馀，然其自讼改过之书，曽无一言以及此，而独谓龟山杨氏实发其机，（语见责沈其，所赠兄孙渐者即几叟，少卿後改名渊者也。几叟，杨公之婿，尝以杨公之语告翁曰：“更留那老子做甚底。”翁初亦骇其言，几叟复为反复申言之，翁乃悔悟。故其语曰：余之自讼改过，赖其一言而渐。於是时亦以所闻，警余之谬云。）是则论者亦颇疑之。而以今考之，此书之作实在建中崇宁之间。（书云：吾友迁谪，犹居善地。疑居袁州时也。）且其言犹以日录为蔡卞之所托，而其後了翁合浦尊尧之书，亦未直攻安石也。至於大观初年，而後四明之论始作。（进表虽在政和元年，然公居明州，实大观初年也。）则其推言所自，独归功於杨氏而不及闲乐，有不可诬者矣。

顾其後书，虽谓天使安石自写诬悖之心，然犹有怼笔増加，归过神考之云。则终未免於所谓有所回互避就，而失之者也。又观闲乐此书之指，所以罪状安石者至深切矣。然考其事不过数条，若曰：改祖宗之法而行三代之政也，废春秋而谓人主有北面之礼也，学本出於刑名度数而不足於性命道徳也，释经奥义多出先儒而旁引释氏也。是数条者，安石信无所逃其罪矣，然其所以受病之源，遗祸之本，则闲乐之言，有所未及。而其所指以为说者，亦自不能使人无可恨也。

今亦无论其他，而姑以安石之素行，与日录之首章言之。则安石行已立朝之大节，在当世为如何。而其始见神宗也，直以汉文帝唐太宗之不足法者为言。复以诸葛亮魏元成之不足为者自任。此其志识之卓然，又皆秦汉以来诸儒所未闻者，而岂一时诸贤之所及哉。然其为人，质虽清介而器本偏狭，志虽高逺而学实凡近。其所论说，盖特见闻亿度之近似耳。顾乃挟以为高，足已自圣，不复知以格物致知克已复礼为事，而勉求其所未至，以増益其所不能。是以其於天下之事，每以躁率任意而失之於前，又以狠愎狥私而败之於後。此其所以为受病之原，而闲乐未之言也。

若其所以遗祸之本，则自其得君之初，而已有以中之。使之悦其髙，骇其竒，而意斯人之不可无矣。及其任之以事，而日聼其言，则又有以信夫斯人之果不可无也。於是为之力拒羣言，而一听其所为，唯恐其一旦去我而无与成吾事也。及其訏谟旣乆，渐涵透彻，则遂心融神㑹，而与之为一。以至於能掣其柄而自操之，则其运动弛张又已在我，而彼之用舍去留，不足为吾重轻矣。於是安石卒去，而天下之政始尽出於宸衷。了翁所谓：万几独运於元丰，闲乐所谓：屏弃金陵十年不召者，盖皆指此。

然了翁知其独运，而不知其所运者乃安石之机；闲乐见安石之身若不用，而不知其心之未尝不用也。是以凡安石之所为，卒之得以附於陵庙之尊，托於谟训之重，而天下之人愈不敢议，以至於鱼烂河决而後已焉。此则安石所以遗祸之本，而闲乐亦未之言也。

若闲乐之论祖宗法度但当谨守，而不可变，尤为痛切。是固然矣。然祖宗之所以为法，盖亦因事制宜，以趋一时之便，而其仰循前代，俯狥流俗者，尚多有之，未必皆其竭心思法圣智以遗子孙，而欲其万世守之者也。是以行之既乆而不能无弊，则变而通之，是乃後人之责。故庆歴之初，杜范韩富诸公变之不遂，而论者至今以为恨。况其後此又数十年，其弊固当益甚於前，而当时议者亦多以为当变。如吕正献公父子家传，及河南程氏眉山苏氏之书，盖皆可考。虽闲乐此论若有不同，而不免亦有仁皇之末，适当因革之时之说。则是安石之变法，固不可谓非其时，而其设心亦未为失其正也。

但以其躁率任意，而不能熟讲精思以为百全无弊可乆之计，是以天下之民不以为便，而一时元臣故老贤士大夫羣起而力争之者，乃或未能究其利病之实，至其所以为说又多出於安石规模之下。由是安石之心愈益自信，以为天下之人真莫已若，而隂幸其言之不足为已病，因遂肆其狠愎，倒行逆施，固不复可望其能胜已私以求利病之实，而充其平日所以自任之本心矣。此新法之祸，所以卒至於横流而不可救。闲乐虽能深斥其非，而未察其所以为非者乃由於此，此其为说所以不能使人无所恨者一也。

至谓安石逺取三代渺茫不可稽考之事而力行之。此又不知三代之政，布在方册，虽时有先後，而道无古今，举而行之，正不能无望於後之君子。但其名实之辨，本末之序，缓急之宜，则有不可以毫釐差者。茍能於此察焉而无所悖，则其遗法虽若渺茫不可稽考，然神而明之，在我而已，何不可行之有。彼安石之所谓周礼，乃姑取其附於已意者，而借其名髙以服众口耳，岂真有意於古者哉。若真有意於古，则格君之本，亲贤之务，养民之政，善俗之方，凡古之所谓当先而宜急者，曷为不少留意，而独於财利兵刑为汲汲耶。大本不正，名是实非，先後之宜，又皆倒置，以是稽古，徒益乱耳。岂专渺茫不可稽考之罪哉。闲乐不察乎此，而断然自画，直以三代之法为不可行，又独指其渺茫不可稽考者而讥之，此又使人不能无恨者二也。

若安石之废春秋，语北面。则亦其志识过髙，而不能穷理胜私之弊。是以厌三传凡例条目之烦，恶诸儒臆度附致之巧，有太过者，而不思其大伦大法，固有炳如日星而不可诬者也。因前圣尊师重道之意，以推武王太公之事，有太过者，而所以考其礼之文者有未详也。是其阙於审重，而轻为论说，直废大典，固为可罪。然谓其因此而乱君臣之名分，又并与孟子迭为賔主之说而非之，则亦峻文深诋，而矫枉过直矣。此又其使人不能无恨者三也。

若其释经之病，则亦以自处太高，而不能明理胜私之故没，故於圣贤之言，旣不能虚心静虑，以求其立言之本意，於诸儒之同异，又不能反复详宻，以辨其为说之是非，但以已意穿凿附丽，极其力之所通，而肆为支蔓浮虚之说。至於天命人心，日用事物之所以然，旣已不能反求诸身，以验其实，则一切举而归之於佛老。及论先王之政，则又骋私意，饰奸言，以为违众自用，剥民兴利，斥逐忠贤，杜塞公论之地。唯其意有所忽而不以为事者，则或茍因旧说而不暇择其是非也。闲乐於此，乃不责其违本㫖，弃旧说，惑异教，文奸言之罪，而徒讥其奥义多出郑孔，意若反病其不能尽黜先儒之说以自为一家之言者，则又不能使人无恨者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