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可可”(Rococo)一词源于法文Rocaille，原指一种波纹山石或贝壳形的装饰品，特点是线条明快而自然，在18世纪则专指追求和模仿中国风格的艺术。
在当时的欧洲，人们从建筑、服饰、风俗到日常用品多以“中国风格”为时尚。1755年，伏尔泰根据中国元曲《赵氏孤儿》改编的《中国孤儿》在巴黎公演，引起轰动。
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路易十五等人都酷爱中国艺术、文物与风俗，在他们统治时期时常举行的中国式舞会和假面舞会是宫廷的重要娱乐形式。法国宫廷重臣贝尔坦和杜尔哥也一心想学习中国。贝尔坦十分羡慕当时中国的稳固，希望把法国也建设成像中国一样稳定繁荣的君主制国家。他还通过各种途径搜集中国器物，尤其是中国的乐器。杜尔哥则十分倾慕中国成熟的农业管理，并专门派人到中国学习农业管理经验。
“洛可可”运动的高峰是英、法、德、荷、瑞士等国的中国式园林，路易十四就曾为自己的情人专门建造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庭院。在许多欧洲国家的著名王宫，如德国的波茨坦宫、俄国的冬宫、夏宫中，“中国宫室”至今仍是最著名的建筑。
中国文化影响启蒙运动
17—18世纪的欧洲正是启蒙运动兴起、专制主义走向消亡，资本主义走向逐步成熟的时期。欧洲思想界此时担负的主要任务是从根本上摧毁以封建神学为核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堡垒，以理性的权威代替上帝的权威，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新型资本主义精神体系。古老的华夏文明不重神权的思辨哲学和伦理本位的道德意识与强调理性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恰有异曲同工之妙，因而成为启蒙时期先哲极力推崇的思想体系。
在这时的欧洲，中国的一切都被美化了，甚至中国的君主政体也被欧洲人视为“最佳政体”，中国的道德观也被视为世界上最完备的道德规范，中国哲学被视为世界上最富理性的哲学。
近代欧洲第一位崇尚理性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笛卡尔自幼深受中国文化浸染。他在其著名著作《方法论》中热情颂扬了中国人的智慧和理性。
法国启蒙时代的“百科全书派”著名学者狄德罗曾经高度评价过中国儒家经典《五经》、《四书》。他说：《五经》是一部最神圣、最权威、最可信且备受尊崇的文采横溢的巨著，而《四书》则是评论《五经》并使《五经》更加完美的最重要的文集。他称颂孔子是“极其重视中国早期历史统治者的哲学”的圣哲：孔子建立的哲学是理性宗教，不谈奇迹和启示，纯粹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是中国人长期信奉的主流派哲学———实用哲学。他还称赞《论语》中的35条“道德警句”体现的道德观要比“他的超验哲学和经验哲学高明得多”。
启蒙时代另一位著名思想家伏尔泰则极力推崇中国的传统哲学。他曾说：“世界的历史始于中国”，当中华文明已然昌盛、发达之时，欧洲人“还只是一群在阿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呢”。伏尔泰认为，中国人讲的“理”或“天”，既是“万物的本源”，也是中国“立国的古老”和文明的原因。尤其受到伏尔泰推崇的是中国哲学中的一切都是超自然的，没有任何“神奇的意味”，“中国人的历史从一开始起就写得合乎理性”。
欧陆劲吹“中国风”
在启蒙时代，法国是欧洲文化发展的重要中心。这股由法国逐渐兴起的“中国风”随着启蒙思想的传播在欧洲大陆愈演愈烈，一时间，欧洲大陆到处劲吹“中国风”。
在沙俄，涅恰耶夫在1788年把伏尔泰改编自元曲的《中国孤儿》译成俄文，作家拉吉舍夫在西伯利亚写了《有关中国市场的信札》，诗人康杰米尔提到“奇异的中国智慧”，诗人杰尔查文的诗中一再提到中国文化。1819年在彼得堡上演取材于中国故事而编成的大型芭蕾舞剧《韩姬与陶》（又名《美女与妖怪》），俄国大文豪普希金还亲临剧场观看。普希金的中国情结很深，在他的藏书中，有关中国的书籍多达82种。普希金十分渴望来中国学习和参观，但由于沙皇的控制终未成行。
此时的英国，先后有威廉·坦普尔、安东尼·柯林斯、马修·廷德尔、蓝姆塞等人在其著作中谈及中国在当时世界上领先的文化和科技。18世纪中叶，“中国热”在英国达到高潮。人们竞相以有中国图案风格的壁纸、青花瓷、刺绣、壁毯装饰房间，中国园林也在英国盛极一时。
莱布尼兹和歌德是诸多德意志学者中受中国文化影响较深的。莱布尼茨非常崇拜中国儒家的自然神论。他认为，中国“有着令人赞叹的道德，还有自然神论的哲学学说……这种极富权威的哲学体系创立于3000年以前，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莱布尼兹从21岁起开始研究中国文化。他先是阅读了法文版的孔子传记和研究文集，又从在华传教士手中获得了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第一手资料。莱布尼兹在与白晋的通信中受到《周易》中卦象的启发发展出的二进制算法，成为近代信息技术的基础。在莱布尼兹1714年发表的《单子论》中，充分吸收了中国哲学，尤其是宋儒理学的精华。
眼见欧洲的道德沦丧，莱布尼兹向整个欧洲发出忠告：“在我看来，我们目前已处于道德沦落难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教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正如我们派遣教士去中国传授上帝启示的神学一样。”在莱布尼兹的倡导下，柏林、维也纳、圣彼得堡等地的科学院都将对中国的研究列入了研究课题。
德国大文豪歌德在斯特拉斯堡读中学时曾通读拉丁文版的《四书》。歌德毕生读过大量介绍华夏文明的书籍和中国文化典籍，还曾师从汉学家克拉帕洛特学习汉字，被时人称为“魏玛的孔子”、“魏玛的中国人”。歌德生活的德意志，诸侯林立，国家四分五裂，因此他赞赏积极入世、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的中国哲学。有学者发现，在歌德的不朽名著《浮世德》和《威廉·迈斯特》中，都隐约闪烁着中华文化的光芒。在《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中，歌德这样写道：“视我所窥，永是东方。”
在当时的欧洲，人们从建筑、服饰、风俗到日常用品多以“中国风格”为时尚。1755年，伏尔泰根据中国元曲《赵氏孤儿》改编的《中国孤儿》在巴黎公演，引起轰动。
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路易十五等人都酷爱中国艺术、文物与风俗，在他们统治时期时常举行的中国式舞会和假面舞会是宫廷的重要娱乐形式。法国宫廷重臣贝尔坦和杜尔哥也一心想学习中国。贝尔坦十分羡慕当时中国的稳固，希望把法国也建设成像中国一样稳定繁荣的君主制国家。他还通过各种途径搜集中国器物，尤其是中国的乐器。杜尔哥则十分倾慕中国成熟的农业管理，并专门派人到中国学习农业管理经验。
“洛可可”运动的高峰是英、法、德、荷、瑞士等国的中国式园林，路易十四就曾为自己的情人专门建造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庭院。在许多欧洲国家的著名王宫，如德国的波茨坦宫、俄国的冬宫、夏宫中，“中国宫室”至今仍是最著名的建筑。
中国文化影响启蒙运动
17—18世纪的欧洲正是启蒙运动兴起、专制主义走向消亡，资本主义走向逐步成熟的时期。欧洲思想界此时担负的主要任务是从根本上摧毁以封建神学为核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堡垒，以理性的权威代替上帝的权威，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新型资本主义精神体系。古老的华夏文明不重神权的思辨哲学和伦理本位的道德意识与强调理性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恰有异曲同工之妙，因而成为启蒙时期先哲极力推崇的思想体系。
在这时的欧洲，中国的一切都被美化了，甚至中国的君主政体也被欧洲人视为“最佳政体”，中国的道德观也被视为世界上最完备的道德规范，中国哲学被视为世界上最富理性的哲学。
近代欧洲第一位崇尚理性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笛卡尔自幼深受中国文化浸染。他在其著名著作《方法论》中热情颂扬了中国人的智慧和理性。
法国启蒙时代的“百科全书派”著名学者狄德罗曾经高度评价过中国儒家经典《五经》、《四书》。他说：《五经》是一部最神圣、最权威、最可信且备受尊崇的文采横溢的巨著，而《四书》则是评论《五经》并使《五经》更加完美的最重要的文集。他称颂孔子是“极其重视中国早期历史统治者的哲学”的圣哲：孔子建立的哲学是理性宗教，不谈奇迹和启示，纯粹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是中国人长期信奉的主流派哲学———实用哲学。他还称赞《论语》中的35条“道德警句”体现的道德观要比“他的超验哲学和经验哲学高明得多”。
启蒙时代另一位著名思想家伏尔泰则极力推崇中国的传统哲学。他曾说：“世界的历史始于中国”，当中华文明已然昌盛、发达之时，欧洲人“还只是一群在阿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呢”。伏尔泰认为，中国人讲的“理”或“天”，既是“万物的本源”，也是中国“立国的古老”和文明的原因。尤其受到伏尔泰推崇的是中国哲学中的一切都是超自然的，没有任何“神奇的意味”，“中国人的历史从一开始起就写得合乎理性”。
欧陆劲吹“中国风”
在启蒙时代，法国是欧洲文化发展的重要中心。这股由法国逐渐兴起的“中国风”随着启蒙思想的传播在欧洲大陆愈演愈烈，一时间，欧洲大陆到处劲吹“中国风”。
在沙俄，涅恰耶夫在1788年把伏尔泰改编自元曲的《中国孤儿》译成俄文，作家拉吉舍夫在西伯利亚写了《有关中国市场的信札》，诗人康杰米尔提到“奇异的中国智慧”，诗人杰尔查文的诗中一再提到中国文化。1819年在彼得堡上演取材于中国故事而编成的大型芭蕾舞剧《韩姬与陶》（又名《美女与妖怪》），俄国大文豪普希金还亲临剧场观看。普希金的中国情结很深，在他的藏书中，有关中国的书籍多达82种。普希金十分渴望来中国学习和参观，但由于沙皇的控制终未成行。
此时的英国，先后有威廉·坦普尔、安东尼·柯林斯、马修·廷德尔、蓝姆塞等人在其著作中谈及中国在当时世界上领先的文化和科技。18世纪中叶，“中国热”在英国达到高潮。人们竞相以有中国图案风格的壁纸、青花瓷、刺绣、壁毯装饰房间，中国园林也在英国盛极一时。
莱布尼兹和歌德是诸多德意志学者中受中国文化影响较深的。莱布尼茨非常崇拜中国儒家的自然神论。他认为，中国“有着令人赞叹的道德，还有自然神论的哲学学说……这种极富权威的哲学体系创立于3000年以前，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莱布尼兹从21岁起开始研究中国文化。他先是阅读了法文版的孔子传记和研究文集，又从在华传教士手中获得了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第一手资料。莱布尼兹在与白晋的通信中受到《周易》中卦象的启发发展出的二进制算法，成为近代信息技术的基础。在莱布尼兹1714年发表的《单子论》中，充分吸收了中国哲学，尤其是宋儒理学的精华。
眼见欧洲的道德沦丧，莱布尼兹向整个欧洲发出忠告：“在我看来，我们目前已处于道德沦落难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教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正如我们派遣教士去中国传授上帝启示的神学一样。”在莱布尼兹的倡导下，柏林、维也纳、圣彼得堡等地的科学院都将对中国的研究列入了研究课题。
德国大文豪歌德在斯特拉斯堡读中学时曾通读拉丁文版的《四书》。歌德毕生读过大量介绍华夏文明的书籍和中国文化典籍，还曾师从汉学家克拉帕洛特学习汉字，被时人称为“魏玛的孔子”、“魏玛的中国人”。歌德生活的德意志，诸侯林立，国家四分五裂，因此他赞赏积极入世、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的中国哲学。有学者发现，在歌德的不朽名著《浮世德》和《威廉·迈斯特》中，都隐约闪烁着中华文化的光芒。在《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中，歌德这样写道：“视我所窥，永是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