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回来的”
时间闪回。
2009年的新年,注定会在刘翔的记忆力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不仅因为是在异国他乡度过的,而且,因为对他而言是一个新的开始。
这个新开始,标志是一场手术,一场他自己选择的手术。
在北京奥运会因伤退赛回到上海之后,我去看望他。那是一个初秋的早晨,刘翔坐在自家院子里的葡萄架下,享受着妈妈端来的早饭——一杯牛奶,一根油条,两个鸡蛋。
“博尔特这次牛吧?”他啃了口油条,边嚼边说。
我点点头,没说话。我很想问刘翔未来的打算,但话转了半天,还是停在了口边。
最终还是刘翔主动说起了这个话题。
“我的脚应该会恢复的。”他说,大概一半是为了安慰我,一半是说给他自己。
母亲吉粉花适时地在一旁插科打诨称他为“小瘸子”,我们听了都笑起来。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刘翔家里的这种宽松氛围,在刘翔退赛后的生活中,起了关键的作用。虽然家里的电视、报纸甚至交流,都避免提到“奥运”“08”等字眼儿,但大家并没有选择连他的伤也避讳——这虽是他们的痛处,却也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刘学根和吉粉花的想法都很简单,不能再跑,就退役,可以重新开始很多种人生,比如上学——吉粉花一直为刘翔练田径而耽误了文化课学习有些耿耿于怀,刘翔最初被挑选去体校时,她是全家族最坚定的反对者。
当然,他们首先还是要尊重刘翔自己的想法,如果刘翔希望能够重新站回跑道,他们就尽全力支持他。
这个决定对于刘翔来说也不是轻易能做出的。
为了这个运动,他已经付出了十余年的光阴,在大多数动员还处于刚出成绩的20岁出头的年纪,他已经获得了一块奥运会金牌,这块金牌的“含金量”之高,以至于全亚洲的田径运动员都为他感到骄傲,随后他又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虽然之后又被打破,但至少在这个纪录不断攀升的过程中,他也跻身于那些不断推动它改变的人之一。
从某种程度讲,他无需再次证明什么。然而他刚刚25岁,处于运动生涯最巅峰的时期,更何况,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以这样一种方式离开赛场,这不符合他的性格,更不是他的价值观。
从小到大,刘翔是这样一个人,他不畏惧权威,也不害怕困难,有些随聪明而来的骄傲,对于所认准的事情,还常常有种狠劲儿。
小学时,一次班干部改选,他不满意所有候选人都是由老师提出来的,觉得自己也不比那些同学差,于是在全班的注视下自己举起了手——“我选我自己”;还有一次,他与体校一位练短跑的同学比赛跑,为了能够获胜,他竟然不顾终点前面不远处就是一堵砖墙,丝毫不减速地冲过去,下巴撞得鲜血直流。
这样的刘翔,无法接受以这样的方式离开相伴如此之久的跑道。
“我会回来的。”这句公开的表态被看成了刘翔的誓言,也伴随他复出后的几起几落,屡屡出现在报端。
那时,他还从未预料到回归之路将如何。
刘翔最初还是希望保守治疗。从小到大,他没开过刀,也没经历过特别严重的伤病。这一度是他的骄傲,也是他拥有自信的资本——没有重大伤病的身体,是运动员保持成功的重要前提。
当时,上海和北京的专家也给他制订了多套治疗方案,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热心人,为他提供了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方子,仅我本人就收到过无数电话和信件:有推荐药的,有推荐理疗床的,还有一位自称是马来西亚中药世家的名医,愿意为刘翔提供祖传秘方。
那时的刘翔,每天用中药泡脚,用机器理疗,可谓“中西结合”,直到刘翔去上海华山医院经历了一次中美专家会诊,事情才开始向另一个方向发展。
会诊结论是:刘翔的脚伤比想象得要严重,传统的保守治疗可能无法根治。
“怎么办?”刘翔问医生。
他得到了自己最不想听到的答案:“可能还是要动手术!”
刘翔仍有些排斥,被他视为大哥的姚明也给出建议:“最好不要动刀。”不过,姚明还补充了一句:“可以到美国请医生看看。”
美国之行彻底颠覆了刘翔的想法。在游历了休斯敦、夏洛特和杜克大学三地,经历了多批次专家会诊之后,回国之前,刘翔自己便已做出决定:“手术。”
他后来告诉我,他在会诊时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脚伤:脚踝处有至少3个钙化物。他想不出,怎样用推拿的传统手法彻底消除它们,而他也得到了医生的承诺:“这一类手术,成功率在99.5%以上!”
刘翔当时是这样对孙海平说的:
“只要我还能回到跑道,什么苦我都愿意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