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紫军撰）（之十二)
六、周老迁至新居后的第一次拜访
（一）周老退休了
2002年我们出版了《红楼解梦》第四集（上、下），在赠书名单中首先想到的是周老。他曾给我们以很大的鼓舞和帮助。自他迁入新居后还没有拜访过他，于是就想趁此机会去看望他，亲自将新出版的著作交他指正。
当时已经兴起了装修风。像周老这样的知名人士，搬进了新居,我们原想必定与过去的平房大不相同，会旧貌换新颜。但进入他家后，没有感觉到与普通市民之家有什么区别。似乎是三室，接待我们的房间是“书房”兼“客厅”。但书房不像书房，客厅不像客厅。说它是“书房”，是因有两三架书籍，而且有自己的办公桌，有他的女儿的一台电脑。但是很零乱，没有书房的雅致。说它是客厅，是另有几张椅子，供客人小坐，连普通的沙发也没有。当然不是不想买沙发，而是实在放不下。家具是从老房子搬来的。搬到新房还是这样挤，在老房子时，该是怎样生活，怎样从事研究的，真难以想象。
周老看到我们出版的新书很是高兴。他眼睛不好，模模糊糊地看到我的头发白的还不厉害，说了一句至今想起还令我忍俊不禁的话：“真是英俊少年！”——那时我早已过花甲，退休了四年。周老眼睛不好，耳朵也聋，我们给他讲什么，需要很大的声音，而他说话的声音同样很大。——这种费力的交谈，当然时间不会很长。我们便与周老的女儿伦玲作些交谈。霍国玲因与她很说得来，两人成为了朋友。我们向她询问周老的健康情况等。她也向我们诉说了她刚刚遇到的烦恼。她说：这个月一发工资，发现她父亲的工资骤然减少，再看看自己的工资也减少了许多。十分奇怪，一询问才知：父亲和自己已被单位在他们丝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强制办了退休手续。伦玲开始十分不解。父亲是国家级学者，工作需要秘书，只要尚能工作，不该退休，怎么事先没作解释，就给办了退休手续？
伦玲作了进一步了解后，得知原来此事与冯其庸有关：冯其庸本是行政领导。行政领导有规定，一般到60岁退休，有特别需要的可到65岁。民间团体如中国红学会，可以松一些，但也只能放宽到70岁——这些国家都有明文规定，没有哪个单位的哪个人敢违反。而2002年时，冯其庸已78岁，却根本不把这些规定看在眼里，仍然紧紧抱着那些掌握着实权的工作不放。冯其庸的这种做法早就引起了群众的不满。领导对他也一让再让，这种情况拖了十几年，再拖下去，不仅无法平息群众的意见，就是对上级也无法交待。于是硬着头皮向冯其庸交牌：无论如何也该“退”下来了。不料，冯其庸却提出一个条件：“必须让周汝昌先退，我才退。”
本来这是个无理取闹的要求——冯其庸干的是行政领导工作，周汝昌是国家级的学者，完全是两种性质的工作，怎能混为一谈？对于国家级的学者，比如季羡林，直到98岁还配有秘书。周汝昌情况与他相仿，而且年龄比季老要小，是年84岁，更重要的是他的眼睛、耳朵都比季老差得多，没有秘书根本不行。按说周汝昌也应当像季羡林那样，照旧给他发全工资。
大概怕若事先给周老及伦玲打招呼，不易办成，因而就背着他们办了再说。反正将生米做成了熟饭，有什么意见都晚了。
为什么文化部艺术研究院对待冯其庸、周汝昌的态度会有天壤之别？
原来当时负责此项工作的是张庆善——冯其庸提拔起来的“干部”。
对于这种情况伦玲不敢让父亲知道，怕他生气（真是个孝女）。我们愤愤不平，却也爱莫能助。
我们怕影响周老的健康和写作，谈话时间不长，便告辞了。伦玲下楼来送我们。她向我们讲了自己的经历：文革前，她正在北京外国语学校读法语。当时感到真是前途灿烂，因为那时非常缺乏外语人才。但是一场文化大**，打破了她的梦想。文革后，各项工作百废俱兴，父亲已耳聋、眼瞎，无法独立进行正常研究，需要一名秘书协助。在这种情况下，她便做了父亲的秘书。现在既要安排父亲的生活，又要协助他工作，每天非常累，真有点吃不消了。突然又遇到减工资的事，真让人心里不痛快。
文章写到这里，我思绪万千，周汝昌与冯其庸两个人真的太不一样了。既然冯其庸离退时非要扯着周汝昌，那就干脆将周汝昌和冯其庸两个人放在一起来作比较，看看两人到底有什么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