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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灿：文革忆旧发布时间:2010-10-19 10:24 作者:魏灿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529次 一，破四旧，扒牌坊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12岁，上小学六年级。
我当时生活在鲁西南的一个小县城――单县。
这是一个四省交界之处的小县城。山东省在陆地上总共与四个省相邻。这四个省是河北、河南、安徽、江苏。而单县一个小县却与其中三个省相交：东面是江苏的丰县，东南是安徽的砀山，南面和西南面则是河南的虞城和商丘。四省交界的小县城，其偏僻、闭塞就可想而知了。文革前的十七年，几乎不为外人道也。
虽然不为外人道，但单县人自有单县人的骄傲。单县人最骄傲的有两样东西：羊肉汤和牌坊。本来羊肉汤和破四旧没什么关系。但改革开放使它们发生了关系，这里就不得不说一说了。这几年，“百寿坊”牌羊肉汤行销全国，使得单县在全国也有了些小小的名气。单县的羊肉汤以其汤浓似乳、肥而不腻、味道鲜美而名满天下。而这名满天下的羊肉汤所用的商标就是“百寿坊”。这就与牌坊扯上了关系。
文革前的单县县城很小，环城马路（就是解放初被拆了的城墙。中国**博物馆里有一幅《夜攻单县》的很著名的战地照片，攻的就是这座城墙。）内的城区不到一平方公里。就是在这不到一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就有十几座石牌坊。其中最有名的两座，一座叫张家牌坊，现在叫百狮坊。牌坊上雕有一百个活灵活现的狮子；一座叫朱家牌坊，现在叫百寿坊，（羊肉汤的商标就用的它。）牌坊上雕有一百个各不相同的寿字。这两个牌坊的石柱、横梁上的狮子、花草都是雕空的，玲珑剔透，煞是精致。后来我看到过全国各地不少有名的牌坊，总觉得远远赶不上这两座牌坊。除了这两座牌坊和其他单独地散落在各个角落里的牌坊外，比较集中的有：刘隅首（隅首，就是路口，包括十字路口和丁字路口。）到黄隅首之间不到100米的路上，排列着三座跨街牌坊，造得也是高大巍峨。霨为壮观；小隅首路旁三、四座牌坊造在了一起，被人称作“牌坊园子”。总之，牌坊在与外界接触不多的单县人看来，确实是一大骄傲。因为除牌坊多以外，这些牌坊大多是节孝坊，这就表明单县人是很讲究“忠、孝、节、义”的。这在道德上就使得单县人显得更高大了。虽然这“忠、孝、节、义”是封建主义的遗毒，是与共产主义道德格格不入的。
文革来了，这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的封建主义的遗毒的牌坊的厄运也来了。
1966年8月8日，“十六条”发表了，“十六条”上明明写着，要破剥削阶级的“四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但到底怎么破，怎么立，谁也不知道，更别说生活在这偏僻、闭塞的鲁西南的单县人了。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第二天，首都的“破四旧”就轰轰烈烈地开始了。首都红卫兵的**行动，通过报纸、广播，很快就传到了这偏僻、闭塞的单县。有了榜样，单县人也就积极地行动了起来。
我们当时实际上已经小学毕业了。但由于中学停止招生，我们就全部滞留在了小学里。在学校里无所事事，老师就让我们到街道上去了。在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的组织下，跟着街道上的积极分子“破四旧，立四新”。十一、二岁的小学生干不了什么，但帮个人场，看个热闹，还是可以的。
首先是破四旧、抄家。单县没有黑帮，只好抄四类分子的家了。而四类分子经过了十几年的监督、改造，家里早就是一贫如洗了，哪里还有四旧？不大的县城里，还有几家被称为资本家的人。资本家总该有四旧了吧，那就抄他们的家。其实，我们县城最大的一个资本家据说才有200块钱的资本。我的一个同学他家也是资本家，他家的资本才几十块钱。我那个同学的家被抄的时候，我也跟着去看热闹了，确实也从他家抄出来一些好东西。绸缎的、毛料的衣服，五颜六色，也真叫咱小县城的人开了眼；花瓶、瓷器，古旧书籍，也是见所未见。既然是四旧，那就全堆在一起，烧了！人呢，绑起来，和四类分子一块戴上高帽子，挂上大牌子，游街！
魏灿：文革忆旧发布时间:2010-10-19 10:24 作者:魏灿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529次 一，破四旧，扒牌坊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12岁，上小学六年级。
我当时生活在鲁西南的一个小县城――单县。
这是一个四省交界之处的小县城。山东省在陆地上总共与四个省相邻。这四个省是河北、河南、安徽、江苏。而单县一个小县却与其中三个省相交：东面是江苏的丰县，东南是安徽的砀山，南面和西南面则是河南的虞城和商丘。四省交界的小县城，其偏僻、闭塞就可想而知了。文革前的十七年，几乎不为外人道也。
虽然不为外人道，但单县人自有单县人的骄傲。单县人最骄傲的有两样东西：羊肉汤和牌坊。本来羊肉汤和破四旧没什么关系。但改革开放使它们发生了关系，这里就不得不说一说了。这几年，“百寿坊”牌羊肉汤行销全国，使得单县在全国也有了些小小的名气。单县的羊肉汤以其汤浓似乳、肥而不腻、味道鲜美而名满天下。而这名满天下的羊肉汤所用的商标就是“百寿坊”。这就与牌坊扯上了关系。
文革前的单县县城很小，环城马路（就是解放初被拆了的城墙。中国**博物馆里有一幅《夜攻单县》的很著名的战地照片，攻的就是这座城墙。）内的城区不到一平方公里。就是在这不到一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就有十几座石牌坊。其中最有名的两座，一座叫张家牌坊，现在叫百狮坊。牌坊上雕有一百个活灵活现的狮子；一座叫朱家牌坊，现在叫百寿坊，（羊肉汤的商标就用的它。）牌坊上雕有一百个各不相同的寿字。这两个牌坊的石柱、横梁上的狮子、花草都是雕空的，玲珑剔透，煞是精致。后来我看到过全国各地不少有名的牌坊，总觉得远远赶不上这两座牌坊。除了这两座牌坊和其他单独地散落在各个角落里的牌坊外，比较集中的有：刘隅首（隅首，就是路口，包括十字路口和丁字路口。）到黄隅首之间不到100米的路上，排列着三座跨街牌坊，造得也是高大巍峨。霨为壮观；小隅首路旁三、四座牌坊造在了一起，被人称作“牌坊园子”。总之，牌坊在与外界接触不多的单县人看来，确实是一大骄傲。因为除牌坊多以外，这些牌坊大多是节孝坊，这就表明单县人是很讲究“忠、孝、节、义”的。这在道德上就使得单县人显得更高大了。虽然这“忠、孝、节、义”是封建主义的遗毒，是与共产主义道德格格不入的。
文革来了，这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的封建主义的遗毒的牌坊的厄运也来了。
1966年8月8日，“十六条”发表了，“十六条”上明明写着，要破剥削阶级的“四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但到底怎么破，怎么立，谁也不知道，更别说生活在这偏僻、闭塞的鲁西南的单县人了。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第二天，首都的“破四旧”就轰轰烈烈地开始了。首都红卫兵的**行动，通过报纸、广播，很快就传到了这偏僻、闭塞的单县。有了榜样，单县人也就积极地行动了起来。
我们当时实际上已经小学毕业了。但由于中学停止招生，我们就全部滞留在了小学里。在学校里无所事事，老师就让我们到街道上去了。在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的组织下，跟着街道上的积极分子“破四旧，立四新”。十一、二岁的小学生干不了什么，但帮个人场，看个热闹，还是可以的。
首先是破四旧、抄家。单县没有黑帮，只好抄四类分子的家了。而四类分子经过了十几年的监督、改造，家里早就是一贫如洗了，哪里还有四旧？不大的县城里，还有几家被称为资本家的人。资本家总该有四旧了吧，那就抄他们的家。其实，我们县城最大的一个资本家据说才有200块钱的资本。我的一个同学他家也是资本家，他家的资本才几十块钱。我那个同学的家被抄的时候，我也跟着去看热闹了，确实也从他家抄出来一些好东西。绸缎的、毛料的衣服，五颜六色，也真叫咱小县城的人开了眼；花瓶、瓷器，古旧书籍，也是见所未见。既然是四旧，那就全堆在一起，烧了！人呢，绑起来，和四类分子一块戴上高帽子，挂上大牌子，游街！
三，新村
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运动，在我们这个小县城喧嚣了一二十天，就渐渐地平静了下来。除了街道上扒牌坊、烧石头的农民外，县城里人们的生活又恢复了正常。该上班的照常上班，该上学的继续上学。
我们却没有学可上了。新的一年级已经进校了，我们却无法离校。因为文革一开始，中学就停止了招生，现在我们应该是七年级了。谁也不知道这七年级的课应该怎么上。因此，不少同学就联系到农村去劳动。我的一位姓朱的同学告诉我，他在时楼新村认识人，可以到那里去。于是，我们俩就找到老师开了个介绍信，一块到时楼新村劳动去了。
新村，我不知道外地有没有，反正它在我们单县已经有了两三年的历史了。它类似于后来的知青点或者兵团，但又不完全相同。它是六三年或者是**年城市青年下乡的产物。
单县县城虽然不大，但也有两三万非农业人口。由于当地根本就没有什么工业，商业网点也很少，青年人就业就成了一个难题。可能是六三年或者是**年，县里在农村建了四个新村，安排了一批城市青年到新村去就业。
这四个新村分布在县城的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个方向：东南是杨楼新村，东北是时楼新村，西南是高老家新村，西北是黄寺新村。离县城最近的是黄寺新村，有二十多里地；最远的是高老家新村，离县城有六十多里地。我要去的时楼新村离县城有四十里地。
我和我的同学背着背包步行了一天，终于在下午天黑以前来到了时楼新村。
这是一个有着几百亩地的小农场。周围用杨树和灌木圈了起来。中间有几排平房和一个很大的场院。场长接待了我们，他欢迎我们来参加劳动，并说为了表示对我们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一点感谢，决定每天给我们补助二斤红薯。然后安排我们到一个大房间里住下。这个大房间里用干草和席子铺上了地铺，住着十几个和我们一样从各个学校里来的参加劳动的中小学生。
知青们（就算是知青吧，其实他们中间也有不少从没有上过学的城市青年。）住的是集体宿舍，每五六个人住一个房间。吃饭是在新村的食堂里，但要自己买饭票；干活是由场长安排集体劳动。他们干活也是记工分，这一点与农村的其他社员没有什么区别。不同的是他们好象是也发工资，但钱不多，也就是能买个牙膏、毛巾等日用品什么的。
至于他们是不是自愿到这里来落户的，我当时没有问。不过当时看起来他们都还能安分守己地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看不出有什么抵触情绪。想想也是，就凭单县县城那时的经济发展情况，即使在县城，也很难找到工作，倒不如到新村来落户，起码有个干活、吃饭的地方。更何况当时正是豫剧《朝阳沟》唱遍全中国的时候，那时的年轻人，男的个个都想当栓宝，女的人人都想做银环，青年人到新村这种年轻人成堆的地方去，应该还算是一件很浪漫的事。
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运动，在我们这个小县城喧嚣了一二十天，就渐渐地平静了下来。除了街道上扒牌坊、烧石头的农民外，县城里人们的生活又恢复了正常。该上班的照常上班，该上学的继续上学。
我们却没有学可上了。新的一年级已经进校了，我们却无法离校。因为文革一开始，中学就停止了招生，现在我们应该是七年级了。谁也不知道这七年级的课应该怎么上。因此，不少同学就联系到农村去劳动。我的一位姓朱的同学告诉我，他在时楼新村认识人，可以到那里去。于是，我们俩就找到老师开了个介绍信，一块到时楼新村劳动去了。
新村，我不知道外地有没有，反正它在我们单县已经有了两三年的历史了。它类似于后来的知青点或者兵团，但又不完全相同。它是六三年或者是**年城市青年下乡的产物。
单县县城虽然不大，但也有两三万非农业人口。由于当地根本就没有什么工业，商业网点也很少，青年人就业就成了一个难题。可能是六三年或者是**年，县里在农村建了四个新村，安排了一批城市青年到新村去就业。
这四个新村分布在县城的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个方向：东南是杨楼新村，东北是时楼新村，西南是高老家新村，西北是黄寺新村。离县城最近的是黄寺新村，有二十多里地；最远的是高老家新村，离县城有六十多里地。我要去的时楼新村离县城有四十里地。
我和我的同学背着背包步行了一天，终于在下午天黑以前来到了时楼新村。
这是一个有着几百亩地的小农场。周围用杨树和灌木圈了起来。中间有几排平房和一个很大的场院。场长接待了我们，他欢迎我们来参加劳动，并说为了表示对我们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一点感谢，决定每天给我们补助二斤红薯。然后安排我们到一个大房间里住下。这个大房间里用干草和席子铺上了地铺，住着十几个和我们一样从各个学校里来的参加劳动的中小学生。
知青们（就算是知青吧，其实他们中间也有不少从没有上过学的城市青年。）住的是集体宿舍，每五六个人住一个房间。吃饭是在新村的食堂里，但要自己买饭票；干活是由场长安排集体劳动。他们干活也是记工分，这一点与农村的其他社员没有什么区别。不同的是他们好象是也发工资，但钱不多，也就是能买个牙膏、毛巾等日用品什么的。
至于他们是不是自愿到这里来落户的，我当时没有问。不过当时看起来他们都还能安分守己地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看不出有什么抵触情绪。想想也是，就凭单县县城那时的经济发展情况，即使在县城，也很难找到工作，倒不如到新村来落户，起码有个干活、吃饭的地方。更何况当时正是豫剧《朝阳沟》唱遍全中国的时候，那时的年轻人，男的个个都想当栓宝，女的人人都想做银环，青年人到新村这种年轻人成堆的地方去，应该还算是一件很浪漫的事。
时楼新村的正式名称是“单县时楼公社良种繁育场”。主要是培育植物良种和动物良种。他们培育的植物良种是什么，因为我在那里的时间太短，搞不清楚，但动物良种，倒是见识了。所谓的动物良种，就是种猪、种牛、种马等。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养的那头种牛，足足有两米多高，站在那里比一般的牛要高出一半来。经常有附近的农民牵着自己队里的母牛来配种。那些母牛站在那头种牛旁边就象小牛犊一样。由于怕种牛把小母牛压坏了，他们专门用木头做了一个架子，配种时让母牛站在架子里，种牛则趴在架子上。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才懂得了配种是怎么回事。
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学生其实也干不了什么农活。也就是帮着他们拾拾棉花、掰掰棒子，干点力所能及的轻活。最令人神往的是晚上跟着知青们去巡逻。新村是个良种繁育场，他们所种的庄稼肯定比周围农村生产队里的好。加上新村其实上占用的是周围生产队的地，农民们对新村实际上是相当仇恨的，经常有周围的农民趁夜间来偷东西，因此，夜间巡逻是必不可少的。巡逻的时候，我们两三个学生，拿着手电筒、棍子，跟着两个知青，一边说着笑着，有时还大声喊上几嗓子，或者唱上几句，一边围着新村的防护林带慢慢地走。周围安静极了，只听得见夜凤吹得杨树上的树叶“哗啦、哗啦”地响。我这时才知道，农村的夜晚，并不都是一片黑暗。在夜色中能够看见地上白色的道路、路旁黑乎乎的庄稼，以及远处黑色的防护林的轮廓。走累了，就在路旁的庄稼地里掰几个棒子，或者挖出一把花生，点上火烧着吃。吃饱了，再走一段，天也就亮了。就这样，我跟着巡逻了几次，一个小偷也没有遇到。其实，就是真有小偷，就我们这么大的动静，也把他们吓得藏起来了。
文革的影响，在这偏远的新村里，也能够看得出来。新村宿舍的墙上，贴着几张四类分子家庭出身的知青的认罪书，还有几张批判他们的大字报。大字报的语言，也是文革式的：“XXX必须与其反动家庭划清界限！”，“X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等。但是并没有看见他们召开批斗会什么的。据一些知青说，批斗会是开过，但那都是几个月以前的事了。时间一长，我也认识了几个四类分子家庭出身的知青，他们看上去和其他知青没什么区别，和其他知青一样干活、吃饭、睡觉，只不过话少了一些，活干得更多了一些，也没有看到有谁故意歧视他们，折磨他们。毕竟这是天高皇帝远的新村啊。
我们总共在新村劳动了十几天，天气渐凉以后，就回城了。但是，这次短短的新村经历，却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不仅因为这次经历是我第一次长时间离开家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还因为五年后，我也走上了知青的道路，尝遍了他们所经历的苦辣酸甜。
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学生其实也干不了什么农活。也就是帮着他们拾拾棉花、掰掰棒子，干点力所能及的轻活。最令人神往的是晚上跟着知青们去巡逻。新村是个良种繁育场，他们所种的庄稼肯定比周围农村生产队里的好。加上新村其实上占用的是周围生产队的地，农民们对新村实际上是相当仇恨的，经常有周围的农民趁夜间来偷东西，因此，夜间巡逻是必不可少的。巡逻的时候，我们两三个学生，拿着手电筒、棍子，跟着两个知青，一边说着笑着，有时还大声喊上几嗓子，或者唱上几句，一边围着新村的防护林带慢慢地走。周围安静极了，只听得见夜凤吹得杨树上的树叶“哗啦、哗啦”地响。我这时才知道，农村的夜晚，并不都是一片黑暗。在夜色中能够看见地上白色的道路、路旁黑乎乎的庄稼，以及远处黑色的防护林的轮廓。走累了，就在路旁的庄稼地里掰几个棒子，或者挖出一把花生，点上火烧着吃。吃饱了，再走一段，天也就亮了。就这样，我跟着巡逻了几次，一个小偷也没有遇到。其实，就是真有小偷，就我们这么大的动静，也把他们吓得藏起来了。
文革的影响，在这偏远的新村里，也能够看得出来。新村宿舍的墙上，贴着几张四类分子家庭出身的知青的认罪书，还有几张批判他们的大字报。大字报的语言，也是文革式的：“XXX必须与其反动家庭划清界限！”，“X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等。但是并没有看见他们召开批斗会什么的。据一些知青说，批斗会是开过，但那都是几个月以前的事了。时间一长，我也认识了几个四类分子家庭出身的知青，他们看上去和其他知青没什么区别，和其他知青一样干活、吃饭、睡觉，只不过话少了一些，活干得更多了一些，也没有看到有谁故意歧视他们，折磨他们。毕竟这是天高皇帝远的新村啊。
我们总共在新村劳动了十几天，天气渐凉以后，就回城了。但是，这次短短的新村经历，却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不仅因为这次经历是我第一次长时间离开家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还因为五年后，我也走上了知青的道路，尝遍了他们所经历的苦辣酸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