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教师白天睡觉，醒后编造谎言说：“我在睡梦中见过周公了。”第二天白天，他的徒弟仿效他，扒在桌上睡觉。教师很生气，便用介尺将徒弟打醒，问他：“你大白天为什么睡觉？”徒弟说：“我也是前去拜见周公嘛。”教师说：“周公说了些什么？”徒弟说：“周公说：‘昨天并不曾会见你的老师。’”

有个人被请去做家庭教师，教小孩子的启蒙课，首先教《大学》，当讲到“於戏！前王不忘”这一句时，他就是照字面这么读的。主人说：“错了，‘於戏’应当读作‘呜呼’。”教师就听从了他的。

首先，它们往往与寓言的关系很密切，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的，有时还是为了讽谏的需要。

再比如，《韩非子·五蠹》讲的是作者的社会历史观和政治主张，论证“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道理，指出社会的一切政治措施都应该适应当时的实际情况。所谓“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于是作者采用了下面这则笑话：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来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

像上面举的这些例子，本来就同寓言一样，被作者利用了来说明一个观点或阐述一条哲理。但是它们有情节，或诙谐、或滑稽、或嘲讽，引人发笑，所以它们也是笑话。

不可否认，早期的笑话中有许多在民众中流传已久，后来被文人写进自己的著作中，用以为自己的观点服务。但也有不少是文人或士大夫在发议论时直接创作出来的。

这就是“狐假虎威”这个故事的出处。从《战国策》原文看，这个故事极可能是江乙为了说明“北方之畏昭奚恤”的原因而随口编出来的。他身为朝臣，并不觉得用这样的笑话或寓言说明问题有什么不好。事实证明，这则笑话的运用，确实十分成功。否则，要说明北方诸侯实际上是害怕楚王及其甲兵的道理，不知要费多少口舌，而且不一定能讲得这样生动透彻。

有些笑话，可能是作者对某些真人真事有了细致观察和深刻感受，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概括和集中创作出来的。在周秦诸子著作中经常看到的宋国愚人形象，如上面提到的揠苗助长、守株待兔、《庄子·逍遥游》中的资章甫等，就是这样。后代一些笑话集中的艾子、迂公、憨子等也属于这类人物。

现在所能知道的我国最早的笑话专集是《隋书·经籍志》记载的魏邯郸淳所撰的《笑林》三卷。此书今已散逸。清人马国翰自《艺文类聚》、《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书中辑出一些，编入《玉函山房辑佚书》，鲁迅《古小说钩沉》中也辑存若干条。

这时的笑话作品常见的有两种类型。一类的主人公多是官员或文人雅士，所叙述的多是真人真事，或在一定程度上真有其事。这些事情由于能引人发笑，所以在主人公的朋友、同僚中流传开去，传到社会上，以至被收集记录下来。例如：张九龄知萧炅不学，故相调谑。一日送芋，书你“蹲鸱”。萧答云：“损芋拜嘉，惟蹲鸱未至耳。然仆家多怪，亦不愿见此恶鸟也。”九龄以书示客，满坐大笑。

这类作品在唐宋时代的笑话集中很常见。当时的许多名士，如苏轼、王安石、司马光、黄庭坚等人就经常出现在笑话当中。特别是苏轼，是很多笑话的主人公。他们的形象与艾子、迂公、憨子等明显被愚化了的形象有明显的区别。

这类作品有些很可能产生于民间下层百姓的集体创作，在民间几经流传，才被文人收集、再创作并记录下来。例如：京邑有士人妇，大妒于夫，小则骂詈，大则棰打，常以长绳系脚，且唤便牵至。夫密乞巫妪为计，因妇眠，士人入厕。以绳系羊，士人逾墙避。妇人觉，牵绳而羊至，大惊，召问巫妪。巫妪曰：“娘子积恶，先人怪责，故郎君变成羊。若能克己改悔，乃可祈请。”妇因悲号，抱羊大恸哭，深自咎悔，誓不复妒。妪乃令七日清斋，举家大小，悉避于室中，祭鬼，师咒羊还复本形，士人徐还。妇见声问曰：“多日作羊，不乃辛苦耶？”答曰：“犹忆噉草不美，腹中痛耳。”妇人愈哀，自此不复妒矣

也有些笑话是文人自己创作的，而并非来自下层民众。但这个时期文人创作的笑话与先秦时期的笑话有明显的不同。唐宋及以后文人创作的笑话不再像以前那样与寓言密不可分，也很少像先秦诸子那样把笑话当作说明自己的政治、历史、哲学观点的工具，而是赋予了笑话相对的独立性，在创作手法上更成熟，作为嘲讽或批判的意义更明显。例如：昔有弟子，读韩文公《符读书城南》，至“潢潦无根源”之句，不晓其义，乃质疑于先生。先生曰：“文公素不喜黄老之学，正谓其无根源。岂不闻文公因论佛骨贬潮阳之事？”闻者大笑。

自明代以后，这种完全出于虚构的笑话越来越多，而史传上的笑谈越来越少。在明代赵南星的《笑赞》中还有少许以王安石、苏轼等为主人公的篇章，但到清代署名“游戏主人”收集的《笑林广记》中，这样的作品就看不到了。在明代许多虚构的笑话里，人物还有名有姓（尽管大半是虚构的）；在《笑林广记》中，则连这样虚构的姓名也没有，只以“一监生”、“一人”、“一官”、“一医”、“一贫士”等代替。

这后一个例子，是说官员昏庸荒唐，其艺术表现手法十分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