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之后，利用笑话陈说事理的做法不象先秦那样盛行了。涉及到历史、政治、哲学等方面的论述往往庄重肃穆。但笑话并没有因此绝迹。不久之后，便出现了讲笑话的专书。

江夏王义恭，性爱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勖，已有所送，而王征索不已。何甚不平。尝出行于道中，见狗枷犊鼻，乃命左右取之还，以箱擎送之，笺曰：“承复须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犊鼻。”

还有一类作品则不是真人真事，或者虽然以生活中的某些事情做素材，但经过了明显的艺术加工。

这样的作品，可能流传甚广，被不同的人记录到不同的书中，故尔主要情节重复，而细节又或多或少地各有差异，这些都是正常现象。

一先生讲书，至“康子馈药”，徒问：“是煎药？是丸药？”先生向主人夸奖曰：“非令郎美质不能问，非学生博学不能答。上节‘乡人傩’，傩的自然是丸药；下节又是煎药，不是用炉火，如何就‘厩焚’起来？”

《笑林广记》可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笑话集，语言风趣，文字简练隽秀，基本上没有史传笑谈，表现手法也十分成熟。这是清代笑话的一般特点。但这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庸俗、猥亵的东西，这些东西并没有嘲讽丑恶现象或其他方面的积极意义，而只是为了应合某些读者的低级趣味。明清时代这样的作品不少，这是此时期笑话中的糟粕，是应该加以摒弃的。

纵观中国古代笑话的内容，可谓洋洋大观，不一而足。嘲笑讽刺是笑话的主要功能，而被讽刺和嘲笑的对象，则是方方面面的。除了封建社会的官府、贪婪腐败或昏庸无道的统治者常常在笑话中受到嘲讽和揭露外，诸如塾师、庸医、书生、道学先生、不守教规的僧道、吝啬者、惧内者、说大话者、愚昧者等等，也常是嘲讽对象。

塾师、书生常出现在笑话里，这一方面与封建时代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教书先生的地位低下。在这类笑话中，有许多就是直接与写科举考试的。例如：一士人赴试，作文艰于构思。其仆往询于试门，见纳卷而出者纷纷矣。日且暮，甲仆问乙仆曰：“不知作文章一篇，约有多少字？”乙仆曰：“想来不过五六百字。”仆曰：“五六百字，难道胸中没有？到此时尚未出来。”乙仆慰之曰：“你勿心焦，渠五百字虽在肚里，只是一时凑不起耳。”

这里把道学先生与强盗联系起来，表现了作者对道学先生的厌恶和憎恨。

讽刺庸医的笑话不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封建社会实行科举制，提倡读圣贤书，医学不仅不受重视，而且行医被认为是低贱的职业。读书人读了《四书》、《五经》，做了八股文章，弄得好可以中进士做官，弄得不好的，才去行医或者教私塾混饭吃，所以社会上庸医多，不通文理的塾师也多，这些都在笑话中得到了充分反映。

笑话还经常嘲笑愚昧的人，像元明人作品中的艾子、迂公等人就是。到了清代，这些愚昧的人往往没有固定的姓名。这其中“呆女婿”的形象占的比重不少，这些故事很可能来自民间。

刘贡父觞客，子瞻有事欲先起，刘调之曰：“幸早里，且从容。”子瞻曰：“奈这事，须当归。”各以三果一药为对。

除此之外，笑话还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里就不能一一列举了。

这则故事讽刺太监愚昧浅薄却又附庸风雅，其中用的“《牵牛而过堂下》一节”，指《孟子·梁惠王上》：“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孟子》是《四书》之一，当时的读书人都很熟悉，所以对这则笑话也就不存在什么看不懂的问题。而对今天的一般读者来说，恐怕不引出《孟子》原文，上面那则笑话就不太好懂了。凡遇到这种无法靠意译解决的问题，我们便加上几句话，作适当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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