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下岗工人廖某的妻子患尿毒症，花光积蓄。为了让妻子活下去，廖某找人刻了医院公章，并用这个假公章到医院给妻子做了将近4年的“免费”透析治疗。7月11日，廖某因诈骗罪受审。（7月12日《京华时报》） 即便是隔着新闻纸，人们也能听见一位丈夫被迫“诈骗救妻”的沉重叹息。这样的新闻并不是第一次激起我们心底的波澜。几年前，一位身患重病的农民，也是为了保住性命，只能故意抢劫以获得入狱免费治疗的机会。 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本应有着和常人无差别的爱与尊严，但当他们的境遇与“疾病”、“社会保障救济”等词语关联时，尊严往往分崩离析。即便是表达最朴素的一份亲情，也往往只能出卖自己的人格与尊严，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这恐怕不仅是一位贫穷却坚守的丈夫的悲情，更是社会救济的悲哀。 “对贫弱者的态度，是衡量社会文明的标志”，这句话置换到丈夫“诈骗救妻”的语境中，正可以测量出社会的温度。小人物的命运是社会生态的放大镜，没有谁愿意因为疾病，就出卖自己的人格、尊严与自由。但底层人为了保住性命，不惜冲破法治底线的案例却又在告诉我们：当整个社会的保障救济进程在不断提速的时候，还有一些群体依然在不为人知的暗角，舔舐伤口独自哭泣。当他们遭遇困境时，找不到可以求助的人，也找不到可以救济他们的制度，表达亲情与坚守，也成为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这时，用远离文明与法治的极端方式聊以自救，就只能成为最无奈的方式。 不妨再复述一遍那个耳熟能详的故事：1935年的纽约，一位老太因孙子饥饿而偷盗面包在法院受审，旁听的纽约市长脱下帽子，往里面放进10美元，说道：“请诸位每人交50美分的罚金，这是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如今，面对一个只有依靠诈骗才能为妻子治病的丈夫，谁又该为自己的冷漠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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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妻子杜某患上尿毒症，让下岗已10多年的丈夫廖某生活负担陡然加重。在透析治疗近半年后，廖某找人刻了医院的收费章，在收费单据上盖假章后交给医院，为妻子进行免费透析治疗。4年间，廖某以此方式骗取医院治疗费17万余元。（今日《新安晚报》AI08版） 提到诈骗，很容易让人心生恨意，因为那是赤裸裸的犯罪。然而，报道中这起诈骗案，却越看越像一出苦情戏，即使法律最终作出了较为公正的裁决，还是让人五味杂陈。 从廖某犯罪的动机看，起码不像那些好逸恶劳者，也不像那些纯粹职业诈骗者，后者诈骗是为了过上奢华的生活。廖某面对的现状则是，他下岗了，孩子又在念书，爱人却生病了，到处借钱也无法支撑高昂的透析费。 且不去评价廖某的人品如何，单从犯罪动机，至少折射出这样两个方面的社会信息：一是现在社会就业渠道不畅，下岗失业人员生活虽然勉强能过下去，但抗社会风险（包括生病、孩子上学等）的能力还是很低，缺乏足够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二是如今医疗改革还不尽如人意，还存在医疗费偏高、普通人群面临“医不起”的困境。 在这篇报道的后面，笔者留意到后面的跟帖，尽管很多网友意识到廖某所为是赤裸裸的犯罪，但还是表示出同情，甚至有一位网友说：“人到了那一步，谁都会那么想。”或许，不会是谁都“那么想”，但一些人会“那么想”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做人也是件很难的事，即使廖某一没钱二没势，甚至还是下岗工人，但他一旦妥协于现实而放弃老婆，看着她等死，如果被媒体披露了，他也只会被人戳骂无情无义。 当然，笔者说这番话，绝对没有跟现行法律和执法部门唱反调的意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是现代社会公民起码的共识。但我们必须看到，法律对约束人们的行为起到很大作用，但法律并非是完美无缺的。尤其在一些公案判决暴露出现实社会诸多无奈时，社会管理部门不能不多作一些思考，并用这种思考去完善法律，或者用这种思考去完善现实，比如化作改善下岗工人的生活条件，以及推动当前的医疗改革。 也惟有如此，才能避免一些人在同情中重蹈廖某的覆辙，最终避免这样催人落泪的苦情戏上演，使社会真正文明、和谐、温暖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