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他的主要工作就是领着上万太学生“清议”。这是规模庞大的大专辩论赛。辩手们个个出口成章，将四书五经上的道德文章投射到当前的政事国事上来，或为之忧，或为之悲。他们全情投入，为一个王朝那些影影绰绰的政界传闻奉献出自己真切的喜怒哀乐。

　　但刘陶却有些苦恼。坐而论道毕竟不如起而行之。可到底该怎么行动起来呢？

　　人世间的事情不能深究
　　局面稍微稳定了一些的时候，灵帝却开始发怒了。
　　灵帝发怒是因为他感到失望。
　　对中官们的失望。
　　种种迹象表明，中常侍徐奉等人有勾结黄巾军内外作乱的嫌疑。而在他们身后，竟有王甫、侯览在操纵与撑腰。
　　这样的发现重重地打击了灵帝。
　　曾经，他把中官看成是他最可依赖的亲人，甚至他经常对人说张常侍（张让）就是他爹，赵常侍（赵忠）就是他妈，现如今，爹妈们心存二心，面目模糊，怎不让他肝肠寸断？他把中官们都叫到一起，狠狠地训了一顿。
　　天子一怒，士大夫们高兴了，他们似乎感觉到帝国的春天马上要来了。他们趁热打铁，要把中官拉下马，一洗一个阶层多年来的冤屈和压抑。侍中向栩和郎中张均上疏天子弹劾诸常侍勾结匪患、祸国殃民。为早日平息暴乱计，应该让常侍们人头落地，以息匪患、以谢天下。灵帝不动声色地将向栩和张均的奏疏扔给常侍们看，诸常侍吓得那叫一个魂飞魄散，纷纷表示要去洛阳狱中面壁思过。
　　但是最终到狱中面壁思过的不是诸常侍，而是向栩和张均。毕竟帝国的早春二月是乍暖还寒的，更何况这两个愤青士大夫误读了变幻莫测的政坛气候——灵帝生诸常侍的气确实不假，但归根结底，那也是亲人之间的磕磕碰碰，是可以化解的小摩擦。如果外人误闯进来鲁莽地劝架，特别是劝架的立场又是如此的爱憎分明，那最终受伤的只能是那些不知深浅的外人。
　　当然灵帝这么做也是出于帝国政局稳定的考虑。他是真怕士大夫们借此事东山再起，最后祸及皇权——诸常侍勾结匪患却长时间受宠，诸常侍要问起罪来，天子是不是也有罪过呢？天子一直打压士大夫阶层，最后搞得民心思乱，士心思散，难道天子就不应该为眼前这场暴乱买单吗？！
　　所以人世间的事情不能深究，灵帝也只能将诸常侍的问题死死捂住。灵帝甚至把处置向栩和张均的权力交给了他视为爹妈的张让和赵忠。但是向栩和张均究竟有什么问题呢？这个连灵帝自己也想不出来。好在张让和赵忠也真是有才，他们给向栩和张均按的罪名是勾结张角、图谋不轨。这是向栩和张均奏疏上给诸常侍下的罪，张让和赵忠就让他俩自己担当了。
　　在帝国的监狱里，向栩和张均吐血而亡——他们真是给活活气死了。


　　历史佬儿一声叹息
　　对于人类来说，很多时候，暴力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
　　所以在以暴制暴的时候，胜利的一方往往是拳头比较硬的那一方。
　　东汉帝国在与黄巾军的大PK中，依靠拳头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因为帝国的紧急动员能力还比较强，特别是左车骑将军皇甫嵩的拳头还比较硬——黄巾军就这样败于帝国的铁拳之下。
　　这是致命的一拳，但同时，这也是帝国的最后一击。
　　因为人心散了，帝国再也不能捏紧拳头往前出击了。
　　人心散了最主要的标志是皇甫嵩的心散了。这个帝国的有功之臣在回师途中被收回了将军印，同时还被剥夺了民户六千的食邑。与此同时，赵忠等十二名中常侍被封为列侯，理由是讨平张角有功。
　　皇甫嵩当然明白天子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他得罪了赵忠。
　　平定黄巾之乱后，皇甫嵩在凯旋途中干了件让赵忠不高兴的事——他看见赵忠在冀州的庄园实在太过奢华，便上书天子要求没收。
　　皇甫嵩这么干不仅赵忠不满意，灵帝也不满意。
　　灵帝不满意并不是他认可赵忠可以拥有奢华的庄园，而是觉得皇甫嵩不应该在这时候上书。
　　因为得胜将军的上书给他造成了压迫感。在他看来，这不是上书而是兵谏。
　　所以灵帝出手了。所谓“兔死狗烹”，自古以来的君臣之道无非就这四个字。
　　皇甫嵩黯然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他回到了在洛阳的家。
　　但是他的老朋友阎忠却为他鸣不平。阎忠劝他“为身家性命计，不可束手待擒”。而“庸主不可侍，不如反了吧……”
　　皇甫嵩一声叹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对于他来说不仅可以决定一个家族的身家性命，也可以决定一个帝国的身家性命。现如今的帝国已是命若琴弦，随时可能弦断曲终。
　　所以皇甫嵩的叹息既是一个落魄将军的叹息，也是历史佬儿发出的一声叹息。
　　但是历史最终没有选择皇甫嵩。
　　因为在皇甫嵩的生命基因中，他在很早的时候就被洗脑了。传统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家国文化视野上的分歧使他注定了和张角是两路人。
　　他们不可能拥有同一种选择。
　　他只能是一声叹息。仅此而已。
　　皇甫嵩发出叹息的那个夏天，京师洛阳爆发了史上最强的一次蝗灾，随后铺天盖地的冰雹打得京师面目全非。这一回，轮到阎忠叹息了——多好的一次改天换地的机会啊，被一个患得患失的将军错过了。
　　当然帝国天象上的异常并没有嘎然而止。公元189年四月，京师又爆发了史上最强的一次日蚀。在民间，到处有改朝换代的流言在传播。此时的天子已是病入膏肓，一如这个沉重而不堪的帝国。其实，即便是灵帝本人，他也相信这个帝国快要解体了——因为太阳都被狗吃了，人间还能不大乱吗？而帝国，再也经不起乱象了……
　　四月丙辰日，年仅三十四岁的大汉末代皇帝灵帝撒手西去。随后，曹操、袁绍、董卓等一批乱世英雄粉墨登场，唱响了三国时代的开年大戏。没有谁再去理会这个名存实亡的王朝，因为人人都忙着把那些无人认领的江山扛回家，为一个新王朝的建立在积蓄力量，只有农民知识分子诸葛亮在很多年后向这个可怜的王朝投来同情的一瞥，并为它写下悼词：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第三章完，第四章写的是隋朝。

布布有传完了没，留着我慢慢看

这本书叫什么名，我想买！

　　突破口呼之欲出
　　皇权的确是这个世界上最锋利的权力。
　　皇权所向，无坚不摧。
　　在杨广逼人眼神的注视下，几大工程进展神速。周长近六十里的新都洛阳在不到十个月的时间里就初具规模，并在大业五年圆满建成。大运河工程通济段也只用了差不多半年时间就完工了！
　　杨广满意地闭上了眼睛，开始细细品味皇权的滋味。
　　但是他所不知道的一个事实是：大运河工程在著名酷吏麻叔谋的监督下，不到一年时间里，三百六十万民工竟然死了二百五十万。他们大多是被打死的或者活活累死、饿死的。他们死后，和大运河挖出来的石块、泥土一起，堆积在这条著名运河的两岸。
　　同样的，新都洛阳的地底下，也埋藏着无数屈死民工的尸体。
　　一个王朝的民心开始骚动了。
　　当生存底线被突破时，他们是准备和杨广同志作一番死磕的。
　　杨广依旧闭着眼睛，不为所动。他只是免去了所有民工们的皇粮国税。他知道，这些人要的实在不多，他们只是要一口饭吃而已。
　　杨广猜得没错，民工们的确要的不多。如果能吃上饭，在田里劳动和在工地上劳动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当然前提是不死人。
　　但是死人的事还是经常发生。因为工程实在太多，工期又实在太紧，而杨广又高高在上，不理会民工们的哭泣与呐喊。于是矛盾和冲突便一直以地火的形式在这个帝国的底层隐秘地存在着。它们在地底下逡巡、汇聚，等待着一个可能存在的突破口。
　　而这个突破口历史性地落在了帝国的东北方向，时间点则在杨广攻打高丽之时。
　　高丽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
　　一直以来，隋朝都是以宗主国的身份来对待高丽的。
　　但是高丽并不服气。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高丽王高元竟然向大隋发起了进攻。
　　这是一次自不量力的进攻。因为高元很快就兵败辽西。但这又是一次危险的进攻，因为大隋并没有强大到令高丽心悦诚服。隋文帝愤怒了，他很快就发起了反击：三十万大军分水、陆两路同时进发，准备把高丽打个结结实实的，让它彻底地心悦诚服。
　　但是一个谁也预料不到的局面发生了。三十万大军惨败而归，在长安清点残兵败将时，死伤人数竟达十之八九！
　　不是高丽国突然吃伟哥了，而是天不助隋。大隋三十万大军在水、陆两路同时遭遇了极其恶劣的天气，狂风暴雨打趴了大隋的军队。
　　好在最后的结局差强人意：高元服软了，他派人送来了谢罪表，自称“辽东粪土臣元”。这样的举动和言辞让隋文帝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很爽——他终于成为了一个阿Q式的胜利者。隋文帝大度地表示，不再追究高元的过错了，两国重新恢复宗主国和宗属国的关系。
　　n年后，隋文帝带着他的文治武功与世长辞。但是，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在高丽，高丽王高元遭遇了信任危机。
　　因为他当年派人送谢罪表时自称“辽东粪土臣元”的称谓在n年后的今天，依然让高丽人感到羞辱。高丽人民希望高元硬起来！趁着隋炀帝刚上台忙得手忙脚乱之时正大光明地强硬起来，全面解除两国间宗主国和宗属国的关系，开创两国平等外交的新局面。
　　高元同志回首往事，也终于觉得当年的自称也太过无耻，贬低了自己不说，也把堂堂的高丽国给贬低了。他悍然决定：他奶奶的我就硬一回。
　　在高丽人民的目光注视下，高元同志强硬了起来。
　　但是他硬得并不直接，而是很间接。趁着突厥的启民可汗访问高丽之际，高元在与他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之时告诉他自己不想再当大隋的孙子了。高元明白，启民可汗一定会把他说的这句话转达给隋炀帝的。他想试探一下这个忙着搞政绩工程的中国皇帝究竟会拿他怎么样。当然，高元也不是没想过一个可怕的后果，那就是战争。但高元不相信这个刚上台就在大兴土木的皇帝会在此时开战。因为打仗打的就是钱、是人。大隋为了搞那几个大工程，隋炀帝已经连续四年在全国范围内普免钱粮，并且地球人都知道，这个庞大的帝国在那几个庞大的工程背后已经死了不计其数的人。
　　还会有人为这个不得人心的皇帝去送命吗？高元实在不看好这一点。


　　打仗不是请客吃饭
　　可惜高元看走眼了。
　　虽然大隋人民心里头一千个不愿意、一万个不情愿为他们的皇帝去送命，但是只要隋炀帝愿意就可以了。
　　因为起码到现在为止，那个历史的突破口还没有到来——尽管它已呼之欲出，尽管大隋人民的心理承受能力已到极限，但隋炀帝还是要赌一把——这事关一个帝国的体面和尊严。隋炀帝决定要用战争来教训一下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高丽国，教训一下“辽东粪土臣元”。
　　关于战争的准备，隋炀帝是高标准和严要求的。他下令，要把大运河从洛阳一直开通到涿郡（北京）去，以便运送军粮。同时，隋炀帝还下令在东莱海口建造战舰。由于工期太紧，很多民工只能日夜站在水里不停地劳作，以至于腰部以下都长满了蛆。更有民工为了逃避那些生不如死的劳役，或自断手足，或逃到深山老林里开荒种地乃至啸聚成群——一个王朝的火山口已经隐约可见了。
　　但是隋炀帝视而不见。他的眼里只有战争。关于征高丽一事，父亲曾经的失败在他看来不是压力而是动力。说到底，隋炀帝还是喜欢打仗的。他喜欢打仗就像他喜欢搞大工程一样，内心里充满了激情和喜悦。
　　当然隋炀帝深深地知道：打仗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 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 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 那样温良恭俭让。
　　打仗玩的就是气势、就是不对等，就是骇你没商量。
　　大业八年的正月初一，一支史无前例、骇人听闻的大队伍从北京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这支队伍号称有两百万人，每天出发一支，一共发了整整一个月，才把队伍的出发仪式进行完毕。队伍全长达一千四百里，真正是一眼望不到头。同时这条巨龙还整出了震天动地的巨响：士兵们喊着响亮的口号，伴随着军乐队的锣鼓声往高丽进发，同时无数的彩旗在阵中飞扬，令人叹为观止。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隋炀帝不仅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也藐视敌人。他请了各国的驻华使节、武官随军观战，并向他们公布隋军的番号及进军计划，同时一一介绍隋军各部专职受降官——隋炀帝料定高丽军将望风披靡、不战而降！
　　隋炀帝的所作所为骇得这些“孤陋寡闻”的使节、武官说不出话来——见过行军打仗的，没见过这么行军打仗的；见过自信的皇帝，没见过这么自信的皇帝。什么叫不把对方放在眼里，这才叫不把对方放在眼里！
　　但是这场不对等的战争却充满了诡异的气氛。
　　隋炀帝猜到了战事的开头却没猜到战事的结局。
　　高丽军竟然打败了号称有两百万人的大隋军。
　　最致命的那场战争发生在辽河岸边。三十五万隋军遭到了高丽军的四面包抄，最后慌里慌张逃回辽西时竟只剩下两千七百人。这样的战况着实把随军观战的各国驻华使节、武官看傻眼了——是高丽军太强大还是隋军点太背，这支帝国的队伍再不会打仗也不可能打成这个样子啊？！
　　但是没有人会由此联想到一个帝国的人心向背问题。帝国看上去史无前例地强大，可人心却已然史无前例地涣散——在这一点上，高元真的猜对了：没有人再愿意为那个不得人心的皇帝去送命了。即便人到了战场上，心却依旧留在家乡，留在嗷嗷待哺的妻儿老母身上。
　　总想逃回来！哪怕只有一口气也要逃回来！
　　隋炀帝也隐隐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再视而不见，活生生的战况也会让他明白过来。
　　但是隋炀帝的头却没有低下来。
　　因为这场战争已经不是他一个人的战争了，而是关系到他身后的这个帝国是不是还有脸面以一个强国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所以他必须要赢回来。
　　他不仅是要为自己赢回脸面，也是为他的父亲、为他以后千秋万代的杨氏家族赢回脸面。在这一点上，隋炀帝觉得没有半点退让的余地。
　　因此，仅仅在半个月后，隋炀帝就悍然宣布：第二年要再征高丽。不把高丽人打趴下，决不罢休！
　　隋炀帝宣布得很悍然，语气很重，听上去是那么的不容置疑。整个帝国一片鸦雀无声，似乎都在臣服于他的意志。隋炀帝心里一片释然——看来帝国的底线还是没有被突破，国力还可承受，人民还愿担当——当然隋炀帝也告诉自己：民力毕竟有穷时，二征高丽应该是最后的战争了。此战应该是毕其功于一役。此役之后，他要向全人类宣布，大隋将从此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不再劳民伤财了。


　　历史的惆怅与PK
　　带着百万之师离开高丽的时候，隋炀帝感受到了一种浓浓的惆怅。
　　这是历史的惆怅。
　　这是一个人和他深陷其中的时代的惆怅。
　　当二征高丽的胜利近在眼前之时，历史却不给他这个机会了——杨玄感政变让他下了回师令。
　　先保住老巢，再图东山再起。
　　但隋炀帝实在不能确定他还有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因为他这是赶回去灭火。火灭了，江山还在，也许还可以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未可知；可要是熊熊大火将洛阳烧了个精光，他还真不知道自己的明天在哪里。
　　因为隋炀帝这一次已经确切地知道，人民没有和他在一起，而是和杨玄感在一起围攻洛阳。他几乎要哭出声来——这是真正的悲天悯人……人民难道都瞎了眼吗？不知道他在建立丰功伟绩，不知道他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辛劳将大隋带进新时代？大隋人民就这么迫不及待，就这么吃不了一点苦、受不了一点罪吗？
　　隋炀帝真切地感受到他深陷其中的时代是一个昏庸的时代。昏庸的是人民，清醒的是他杨广，受伤的也是他杨广。而最大的冤屈则在于——他无处话凄凉。
　　当然这样的时代不都是悲剧。悲剧的一半是喜剧。这一回的喜剧主角是高丽王高元。大隋军胜利在望时突然间全部撤走，高元并不知晓发生了什么事。他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实是：他和他所在的国家又一次死里逃生了。城墙外洒落一地的土袋子看上去充满了历史的玄机，意味深长，无人能解。
　　高元猜测：大隋这个国家肯定出大事了。否则他们不会这么惊慌失措。但是，究竟能有怎样的大事让百万大军掉转方向呢？高元猜破脑袋也没有得出答案。
　　百万大军赶回洛阳时，杨玄感的部队已经把卫玄的部队打败了好几次。
　　卫玄是大隋朝的刑部尚书，在杨玄感围攻洛阳时，他带领几万人从关中驰援。
　　但是他很快就败下阵来。因为杨玄感太身先士卒了。
　　事实上这样的PK还真是不对等：卫玄保的是大隋朝，使命所在，责无旁贷；杨玄感保的是他的身家性命，整个一拼命三郎的态势。
　　所以卫玄拼的是力气，杨玄感拼的是性命，卫玄当然要败下阵来。
　　但是，当杨玄感面对大隋朝的百万大军时，他拼什么都无济于事了。
　　因为他被前后夹击了。
　　因为隋炀帝也在拼他的身家性命，一个王朝的身家性命。
　　最后的结局是杨玄感败了。他死在他的弟弟杨积善手下——在最后的时刻，杨玄感的身边除了他弟弟再没有其他人跟随——百万大军消灭了他的其他追随者，他只能请求弟弟杨积善帮他一把，让他可以为这一次的政变买单，以他那早已伤痕累累的身躯，为一个王朝最后的晚餐买单……


　　权力最大、名声最响的堂·吉坷德
　　只是隋炀帝并没有感受到作为一个胜利者的喜悦。
　　这场历史的大PK其实没有胜利者。二征高丽他功败垂成，杨玄感的政变虽然被打压下去了，但它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伤口，把大隋朝仁寿宫内皇权与相权的对垒与断裂赤裸裸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个王朝从此没有宁日了。隋炀帝注定要成为这个火光冲天时代气喘吁吁的灭火者。而灭火者的命运无非只有两种：一、火灭了，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王朝巨大的废墟；二、灭火不成反被大火吞噬，灭火者成为一个王朝最后的殉葬品。
　　最要命的一点是帝国的野火灭不胜灭。隋炀帝每天都能接到各个郡报上来的农民起事或者部队兵变的消息。刚开始他还下旨要求打压，但是到最后他发现这不是个办法——隋炀帝以为必须要有一场重大的胜利来重新凝聚民心，来强化他统治的权威。
　　隋炀帝把目光又瞄向了高丽。他要三征高丽。
　　当然隋炀帝的雄心壮志再一次遭到了大臣们的质疑，帝国大厦在熊熊燃烧，当前的头等大事应该是灭火而不是奔向远方去从事一场并非紧迫却又劳民伤财的战争。大臣们不明白，一个宗属国的臣服与否为什么在隋炀帝的眼里会那么重要，以至于对国家近在眼前的生死存亡问题都不管不顾。他们一致认为，不是隋炀帝疯了，就是他们疯了，要不就是这个混乱的时代发疯了。
　　但是隋炀帝还是在一片质疑声中带着一个王朝最后的残兵剩将出发了，身后，是一个王朝的一片哗然和风起云涌。隋炀帝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回来，回来之后，这个已经离心离德的王朝是否还属于他。他的表情是孤愤的，他的眼中是有热泪的。他自认为是为帝王世家的尊严而去，他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但是——没有人理解他。
　　他是这个世界上权力最大、名声最响的堂·吉坷德。
　　高元做梦也想不到隋炀帝还会卷土重来。
　　此时的他已经很明白大隋的国内发生了什么，他觉得是个人都不会不管不顾的。
　　但是隋炀帝不是一个人。
　　或者说不是个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
　　他看上去像个疯子。疯子想得到的东西那是不计后果要得到的。
　　高元一声叹息，决定把隋炀帝想要的胜利给他。
　　因为他是个正常人，不和疯子一般见识。
　　事实上，高丽国也实在是支撑不住了。前两次战争已经拖垮了这个国家的国力。在当前形势下，只有投降才能暂时保住这个国家。
　　隋炀帝终于凯旋了。
　　他把这次“胜利”定义为“有志者，事竟成”。他希望全体人民与他共享这次胜利，希望离心离德的大隋能从此同舟共济，共创美好、和谐的明天。
　　但是人民很不给他面子。那些起事的农民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他的御驾。在从涿郡赶回洛阳的途中，隋炀帝就这样被抢去了四十二匹他心爱的御马！
　　接下来发生的事更让他瞠目结舌：隋炀帝在洛阳摆开架式要召高丽王高元入朝，高元却只当他放了个屁。
　　这让隋炀帝很不爽。三征高丽的胜利果实也就在这不爽当中化作了泡影——其实要认真追究起来也谈不上有什么胜利果实——高丽王高元的所作所为更像是一次有目的有预谋的诈降，虽然他这事做得很不地道。
　　隋炀帝在不爽之余很有上当受骗的感觉，但他却只能无可奈何。
　　因为不可能再征高丽了，虽然隋炀帝还有这种念头，可形势比人强，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这一回，不仅是人民起来造反，连北方的突厥也在蠢蠢欲动，时刻准备南下混水摸鱼。
　　大业十一年八月，隋炀帝的部队又出发了，这一回他的目标是塞北。他想搞明白突厥人到底要干什么，突厥骑兵的实力究竟有多强。很快地，隋炀帝就搞明白了。因为他和他的部队被突厥骑兵包围在山西雁门，动弹不得。
　　历史的玄机在这一刻总算被隋炀帝看破了。一直以来，他以为他和他身后的王朝是命运的宠儿，却不料命运伸出翻云覆雨手，最后将他轻轻地抛弃。从宠儿到弃儿，隋炀帝坐了一把历史的过山车，他晕荤乎乎昏昏沉沉，不知道今夕何夕，明天太阳是否还升起。
　　最重要的，他还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他身后的王朝还有多少个艳阳天。


唐朝的下次再更吧.

　　一个王朝的惊慌失措
　　6月13日的早晨是一个王朝惊慌失措的早晨。
　　这一天，唐玄宗同志的行程是这样安排的：黎明时分离开长安，中午时分到达咸阳行宫，夜半时分露宿金城。
　　唐玄宗既是这么安排的，事实上也是这么做的。
　　很多年后，当重回长安的唐玄宗回忆起他逃难生涯第一天时的种种不堪事，应该说有两点让他后悔莫及：一是逃得不那么光明磊落，只带了杨贵妃姐妹、皇太子、亲王、杨国忠、高力士等人逃跑，有很多皇亲国戚和百官大臣都没有一一通知到，结果他们还老实巴交地和往常一样准点到兴庆宫上班，结果发现皇帝不见了，这一天的考勤不再记录在案。最要命的是，再也没人给他们发工资了，而在几百里外的潼关，安禄山究竟会怎么对待他们，颇让这些高干们惴惴不安。唐玄宗每念及于此，觉得自己这个皇帝做得真是狼狈得可以。
　　二是逃难途中，没有让同志们吃好喝好睡好。刚开始逃难时，每人精力尚好，个个争先恐后，上午九点刚过，同志们就逃到了咸阳县东的望贤宫。但此时的望贤宫也没有人出来张望一下，因为打前哨、负责安排大家伙儿饮食起居的宦官王洛卿和咸阳县长都跑了，没有人管他们的肚子。最后没办法，还是杨国忠去搞了些胡饼来给唐玄宗充饥。皇帝的饮食标准尚且如此，其他人等就更差了，这天中午，唐玄宗心酸地发现，他的皇子皇孙们在争抢平常老百姓们吃的混杂着麦豆的粝饭，那真叫一个争先恐后，那真叫一个如饥似渴，唐玄宗看着这一切，终于活生生地明白什么叫末世光景。
　　就在唐玄宗感慨万千之时，一个叫郭从谨的老人给他上了一堂思想政治课。老郭是爱之深、责之切，他说：“禄山包藏祸心，固非一日；亦有请阙告其谋者，陛下往往诛之，使得逞其奸逆，致陛下远播。……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严邃，区区之心无路上达。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诉之乎！”
　　由此，唐玄宗又明白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官僚主义不仅害死人，还害死国。
　　只是他明白得太晚了。
　　逃难第一天发生的事已经让唐玄宗触目惊心了。
　　但他没想到，逃难第二天发生的事更触目惊心，触目惊心到他几乎难以承受。
　　第二天上午，没有吃好睡好的逃难队伍无精打采地从金城出发，于中午时分来到了马嵬驿。
　　将士们突然踟蹰不前——一场兵变猝不及防地发生了。在龙武大将军陈玄礼的号召下，又累又饿的将士们杀死了他们眼中的乱臣贼子——杨国忠。将士们以为，安禄山之所以会起来造反，大唐之所以会走到这步田地，原因就在于杨国忠祸国殃民。
　　所以杀杨国忠以谢天下成为了他们这次行动的逻辑起点。
　　但是唐玄宗却被蒙在鼓里。事实上在马嵬驿惊魂未定的唐玄宗已经不可能主导这次兵变的走向了。他除了追认这次行动的合法性之外不可能有什么别的选择。
　　因为当兵的火了。
　　他们的怒火全体现在他们的眼睛里。他们沉默地围着唐玄宗，迟迟不肯散去。
　　这样的沉默让唐玄宗不寒而栗。唐玄宗让高力士去了解当兵的究竟还要什么。当兵的只告诉他四个字：贼本尚在。
　　而陈玄礼把话说得更明白了：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爱恩正法。
　　唐玄宗明白了。
　　他什么都明白了。当兵的这是要取他爱妃的性命啊！他们这是在逃难途中逼迫他这个皇帝做出杀妻（在唐玄宗心里，他早把杨贵妃看成是自己的女人了）的举动啊！什么时候，大唐的皇帝沦落到这般光景了？他还没死呢！这天下还是大唐的天下呢！！大唐的天子要是保护不了自己的女人，他还保得了天下、坐得了江山吗？！！
　　唐玄宗突然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他那早已被酒色淘空的身子突然之间有了阳刚之气。他决定大声说“不”。他要向当兵的证明，没有他们，他也是堂堂正正的大唐皇帝。他既要保住自己的女人，又要保住大唐的天下——江山美人，一个都不能少！
　　但是高力士的一句话让唐玄宗的阳刚之气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高力士说：将士安则陛下安矣。
　　是啊，将士安则陛下安。将士如果在此时起来造反，那还有他唐玄宗的活路吗？
　　事实上将士已经在变相地造反了。他们和唐玄宗之间只隔了一层薄薄的面纱——所谓卖他一个面子。
　　不错，到目前为止，唐玄宗还是大唐的皇帝，但他随时可能不是。逃难途中无贵贱。这两天他唐玄宗过的是什么日子，将士过的是什么日子，这其中有区别吗？
　　所以，唐玄宗别无选择。
　　很多时候，作为个体的人都是别无选择的。皇帝也不例外。
　　当然，杨贵妃也别无选择。这是历史的宿命。在马嵬驿那个惊魂未定的下午，绝代佳人杨贵妃香消玉殒。在她死后，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的唐玄宗在面无表情的将士们簇拥之下继续往前走。他们的目的地是那遥远的巴蜀。这是他们的宿命，也是一个王朝的宿命。


　　苟延残喘100年
　　在差不多是100年之后的公元904年，距大唐灭亡仅有三年之时，那时的大唐皇帝唐昭宗怎么也想不明白，一个王朝，竟然可以苟延残喘100年？
　　这是一个王朝的幸运，还是他的不幸？
　　自从病病歪歪的顺宗先帝默然离世之后，唐王朝实际上已经走上了不归路。
　　唐宪宗号称中兴之主，却只能在形式上将帝国归于一统。但是缺乏凝聚力的国度很快就走向四分五裂；
　　唐穆宗则是个典型的享乐型皇帝，在他三十岁时就把一生的时光都透支完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他短暂的一生都在寻求长生不老之道；
　　唐敬宗也是个享乐型皇帝，他是娱乐至死的范例，十八岁时死于打猎回来的一个深夜，弄死他的是一群整天围着他转的宦官。
　　唐文宗好像深刻地意识到了大唐的危机感，发誓要跟他的前两任享乐型皇帝划清界线，他一生着力于藩镇、朋党、宦官之事，用心不可谓不深，到头来却一无所成——唐王朝到了他那个时代，已然是烂泥扶不上墙了。
　　同样对国事孜孜以求的还有号称小太宗的唐宣宗。他有一个座右铭，叫“至乱未尝不任不肖，至治未尝不任忠贤”，还把《贞观政要》写在屏风上，“每正色拱手而读之。”客观地说，在晚唐的衮衮诸君中，唐宣宗用力最巨，收效也最大，但只可惜，这是一个王朝最后的回光返照，因为在他死后仅半年，浙东就爆发了裘甫起义。这次起义成了唐末那场著名大起义的先声。
　　唐王朝到了唐懿宗时代，一切已是尽人事，听天命。唐懿宗晚年最用心做的一件事就是恭迎佛骨。这位看上去有些杯弓蛇影的皇帝打心眼里希望佛祖降临人间，来拯救这个快走到三百年的大王朝。
　　但是一切的一切都来不及了，因为那场致命的农民（这两个字都要和谐，真是悲哀。）运动正在呼之欲出，正在以不可遏止的激情喷薄在这个苍老得快失去记忆的王朝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