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奏章的前半部分到底攻击了李建成什么，现在已无法推测。可以推测的仅是，李世民对于李建成一定愿意入宫与他对质是极有把握的，否则这份奏章就会“打草惊蛇”，令李建成警觉他要有所行动，而达不到“引蛇出洞”之效了。
李世民凭什么有这种把握？这可追溯到“杨文干事件”去。当初，李建成受李世民诬陷造反，被李渊召去仁智宫。如前所述，曾有谋士建议他据城起兵，但李建成终于还是孤身前往谒见李渊，澄清事实，使李世民的谋划落空。李建成有此经验教训在前，这次又得知李世民对他有所谄告，自然认定只要自己前往对质，就可以一如“杨文干事件”那样真相大白，说不定还可由此反告李世民诬陷。他倒没想到，李世民既已失败过一次，又怎么会重施故技？
这条计策，表面上与“杨文干事件”一计相似，实际上用心却是完全不同。李建成不加细察，终于遭伏而死。反而李元吉一开始时对李世民此举心生疑惑，劝李建成称病不入宫。李元吉长期跟随李世民在外作战，亲眼目睹他如何设谋定策、破敌攻城，大概是更熟悉李世民的思维方式。所以他个人才智不见得优于李建成，却反而能有所警觉。但他并未坚持己见，最后也是自陷绝地。
再次，李世民何以能伏兵于玄武门内呢？玄武门是皇宫北门，入宫者决不能有寸兵于手，更何况是大队人马进入？唯一的可能是玄武门守将一早已为李世民所收买，所以他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在那里设下布袋阵，待李建成来自投罗网。
当时驻守在玄武门的将领是常何。陈寅恪根据现收藏于巴黎图书馆的“常何碑”，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之“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一文中断言，常何本来隶属于李建成，被李世民收买过去了，所以在玄武门事件中，李建成还以为屯守玄武门的是自己的心腹，丝毫不加防范，以致李世民有机可乘。
但胡如雷反驳此说。他引用“常何碑”的碑文指出，常何是在李世民早于武德二年派其手下大将刘弘基招揽过来的。在对王世充之战中，常何还被任命为左右骁骑，由于其作战英勇而深受李世民的赏识。常何与李建成之间发生关系，是迟至对刘黑闼第二次作战中，随同他平定河北。李建成可能确实在那时对他有所拉拢。但在武德七年，李世民将他调入长安，赏赐他金刀子一枚、黄金三十挺，委派他在玄武门做统领。
由上述种种可见，李世民一直对常何信任有加，非常重用，而在政变前两年将之调到玄武门任职，显示在那时他已开始在玄武门部署势力，以应不测。则李建成怎会对他视为心腹而不加猜疑呢？
也有人猜测常何是李世民安排到李建成身边行反间计的，即故意假装背弃李世民这旧主子投靠李建成。虽然李建成曾经想收买李世民的手下大将尉迟敬德而被拒绝，尉迟敬德将此事告知李世民时，李世民反劝他“相遗但受，何所嫌也！且得以知其阴计，岂非良策！”可见李世民确实有过让身边受李建成拉拢的将领行反间计之心。
但我觉得此事还是比较可疑。其一，李建成怎会如此信任一个原来是李世民的爱将的人呢？其二，到底常何在玄武门的职位是李世民安排还是李建成安排的呢？如果是李建成安排，那么可以说李建成把他当成了心腹。但如果是李世民安排的，李建成又怎会当他是心腹？
除非“常何碑”的内容本身也有伪造的成份，如果信之不疑的话，那就只能说是李建成本人太过掉以轻心了，压根没想到、也不相信李世民以如此弱势兵力，竟敢在京城内发动政变；同时也显示他认识不到玄武门的战略地位，对李世民在那里安插亲信长达两年竟都不加留意。
李世民发动政变成功，玄武门始终控制在他手中是最大的关键。所以常何在此事中立有大功，虽然其人并无卓异才能，后来却可官至中郎将。
至此，史实已基本澄清，可谈一谈事变中李世民成功的原因了。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大致可分为两种：偶然性原因和必然性原因。即李世民的成功，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