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康熙乾隆盛世，还是康熙乾隆末世------中国第三世界命运的起点
在康熙乾隆年间到现在，二百多年来一直有个说法，叫做康熙乾隆盛世。这个说法这几年更是被炒的火热。但康熙乾隆年间真的是盛世吗？
大家知道康熙乾隆年间，中国的人口数量从占世界人口22%，猛增到37%，因此我们最好还是从中国的人口的变迁说起。中国的人口在近代，是随着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演变中的角色和状况演变而变化的。事实上中国在明朝末年之前，人口增长缓慢，长期徘徊在五千万到一亿之间。直到明朝末年中国才第一次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那也就是16世纪末的时候。到清朝初期对人民的大屠杀后，中国人口又下降回原来的世界第二，康熙初年中国人口约一亿，占世界人口22%。康熙乾隆年间一百多年中，人口迅速膨胀，从一亿猛曾到三亿，到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口达到四亿，占世界人口的37%(见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千年展望>)。人们历来都把康乾年间的人口增长，说成是什么康熙乾隆盛世。还有人提出一些如人口迁徙，或新农作物引进等附带原因。而只有一个人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康熙乾隆盛世，而是一个康熙乾隆末世，这个人就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琴。而且，这个末世不仅仅是清王朝的，而且更是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所以<红楼梦>被称为封建社会的挽歌。事实上，康熙乾隆年间人民生活，比以往的封建年代，比如比明朝时，并没有什么提高(人均GDP只是中国14世纪后的平均水平)，甚至还有所下降(如人均粮食)，人口平均寿命更没有提高。
世界人口数千年的变迁告诉我们，人口数量或质量，只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所能容纳的范围变化。超过一定范围的变化的原因，则只能从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变化中去寻找。而是康熙乾隆年间人口的暴涨(事实上暴涨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的原因，则主要是因为康熙乾隆年间，中国开始了与西方的大量贸易。我国著名红学家冯其庸曾列举大量事实证明，康熙乾隆间中国大量的海外贸易的出现。中国经济的总产品中有25%进入市场(见ROBERTS<简明中国史>)到鸦片战争前，仅英国与中国鸦片贸易一项，就占到英国当时国民收入的五分之一。中国从西方进口的，还有钟表，玻璃，西洋纺织品等等。但是这些东西可不是中国一般穷苦农民享用的。由于大量的海外贸易，这些进口洋货成为中国封建上层阶级的新需求。中国则以出口大量茶叶，丝绸，瓷器等来换取这些贵族阶级的新需求。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贵族阶级并不会减少原有的需求来满足新需求，比如说，贾宝玉不会为了在怡红园住宅里安装一块西洋进口的镜子而少吃几天饭，或少穿衣服。那么贵族阶级的新需求，就只好以中国农民生产更多的产品来满足。可是，在没有新的生产技术来提高产量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投入更多的人力劳动。而更多人力劳动，主要的只能来源于人口的增加，因为半夜鸡叫之类的办法是有限的。这才是中国人口在康乾年间超比例暴涨的根本原因。
从康熙乾隆年间到鸦片战争前出现的大量与西方的贸易，不仅使当时的中国人口超比例暴增，更重要的是，中国原来的封建社会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变化。首先，中国的贫苦农民不仅要继续满足中国封建统治经济对本地产品的需求，现在还要满足他们对西洋舶来品的新需求。这样，中国贫苦农民就不仅受到中国封建统治经济的剥削，现在还受到西方新兴的，敲上门来的商业资本的剥削。而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也不再只是原来的封建地主，同时还扮演起最早的买办阶级的角色。而买办阶级，和受双重剥削的贫苦农民阶级的新的阶级关系的出现，就意味着中国第三世界命运的开始。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伴随着16世纪开始的大规模世界贸易逐步形成，但新的阶级关系的变化，但在世界的不同地方表现为两类完全不同的样式：在西方，伴随海外贸易，冒险和公开掠夺，是资本的积累，资产阶级和无产者阶级的出现。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它许多地方，则是统治阶级的新的贪婪和欲望的积累，买办阶级和受双重压迫的劳动阶级产生。而这，就是后来世界上所谓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关系的来源。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是同一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两个方面(见SAMIR AMIN<不平衡的发展>)。当年曹雪琴的判断和预言是完全正确的，康熙乾隆年间根本不是什么康熙乾隆盛世，而是康熙乾隆末世，因为中国第三世界命运就恰恰是从康乾年间开始的。康熙乾隆之后不久的鸦片战争，则仅仅是一个惨烈的证据。 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则完全成为西方列强任意践踏的半封建的半殖民地。中国人民遭受了一百余年世所罕见的苦难。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统计，中国人均GDP从1820年的$600(按1990年国际货币计算，即1990年的实际购买力PPP)，下降到1949年的$430(见MADDISON<世界经济>)。这连续一百多年的下降，是全世界当时所仅有的。按人均GDP，中国1949年是全世界最穷的地方。而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比例，也从鸦片战争前占世界37%，下降到1949年的不足22%。中国人均寿命在解放前不到35岁。
在康熙乾隆年间到现在，二百多年来一直有个说法，叫做康熙乾隆盛世。这个说法这几年更是被炒的火热。但康熙乾隆年间真的是盛世吗？
大家知道康熙乾隆年间，中国的人口数量从占世界人口22%，猛增到37%，因此我们最好还是从中国的人口的变迁说起。中国的人口在近代，是随着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演变中的角色和状况演变而变化的。事实上中国在明朝末年之前，人口增长缓慢，长期徘徊在五千万到一亿之间。直到明朝末年中国才第一次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那也就是16世纪末的时候。到清朝初期对人民的大屠杀后，中国人口又下降回原来的世界第二，康熙初年中国人口约一亿，占世界人口22%。康熙乾隆年间一百多年中，人口迅速膨胀，从一亿猛曾到三亿，到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口达到四亿，占世界人口的37%(见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千年展望>)。人们历来都把康乾年间的人口增长，说成是什么康熙乾隆盛世。还有人提出一些如人口迁徙，或新农作物引进等附带原因。而只有一个人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康熙乾隆盛世，而是一个康熙乾隆末世，这个人就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琴。而且，这个末世不仅仅是清王朝的，而且更是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所以<红楼梦>被称为封建社会的挽歌。事实上，康熙乾隆年间人民生活，比以往的封建年代，比如比明朝时，并没有什么提高(人均GDP只是中国14世纪后的平均水平)，甚至还有所下降(如人均粮食)，人口平均寿命更没有提高。
世界人口数千年的变迁告诉我们，人口数量或质量，只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所能容纳的范围变化。超过一定范围的变化的原因，则只能从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变化中去寻找。而是康熙乾隆年间人口的暴涨(事实上暴涨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的原因，则主要是因为康熙乾隆年间，中国开始了与西方的大量贸易。我国著名红学家冯其庸曾列举大量事实证明，康熙乾隆间中国大量的海外贸易的出现。中国经济的总产品中有25%进入市场(见ROBERTS<简明中国史>)到鸦片战争前，仅英国与中国鸦片贸易一项，就占到英国当时国民收入的五分之一。中国从西方进口的，还有钟表，玻璃，西洋纺织品等等。但是这些东西可不是中国一般穷苦农民享用的。由于大量的海外贸易，这些进口洋货成为中国封建上层阶级的新需求。中国则以出口大量茶叶，丝绸，瓷器等来换取这些贵族阶级的新需求。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贵族阶级并不会减少原有的需求来满足新需求，比如说，贾宝玉不会为了在怡红园住宅里安装一块西洋进口的镜子而少吃几天饭，或少穿衣服。那么贵族阶级的新需求，就只好以中国农民生产更多的产品来满足。可是，在没有新的生产技术来提高产量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投入更多的人力劳动。而更多人力劳动，主要的只能来源于人口的增加，因为半夜鸡叫之类的办法是有限的。这才是中国人口在康乾年间超比例暴涨的根本原因。
从康熙乾隆年间到鸦片战争前出现的大量与西方的贸易，不仅使当时的中国人口超比例暴增，更重要的是，中国原来的封建社会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变化。首先，中国的贫苦农民不仅要继续满足中国封建统治经济对本地产品的需求，现在还要满足他们对西洋舶来品的新需求。这样，中国贫苦农民就不仅受到中国封建统治经济的剥削，现在还受到西方新兴的，敲上门来的商业资本的剥削。而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也不再只是原来的封建地主，同时还扮演起最早的买办阶级的角色。而买办阶级，和受双重剥削的贫苦农民阶级的新的阶级关系的出现，就意味着中国第三世界命运的开始。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伴随着16世纪开始的大规模世界贸易逐步形成，但新的阶级关系的变化，但在世界的不同地方表现为两类完全不同的样式：在西方，伴随海外贸易，冒险和公开掠夺，是资本的积累，资产阶级和无产者阶级的出现。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它许多地方，则是统治阶级的新的贪婪和欲望的积累，买办阶级和受双重压迫的劳动阶级产生。而这，就是后来世界上所谓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关系的来源。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是同一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两个方面(见SAMIR AMIN<不平衡的发展>)。当年曹雪琴的判断和预言是完全正确的，康熙乾隆年间根本不是什么康熙乾隆盛世，而是康熙乾隆末世，因为中国第三世界命运就恰恰是从康乾年间开始的。康熙乾隆之后不久的鸦片战争，则仅仅是一个惨烈的证据。 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则完全成为西方列强任意践踏的半封建的半殖民地。中国人民遭受了一百余年世所罕见的苦难。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统计，中国人均GDP从1820年的$600(按1990年国际货币计算，即1990年的实际购买力PPP)，下降到1949年的$430(见MADDISON<世界经济>)。这连续一百多年的下降，是全世界当时所仅有的。按人均GDP，中国1949年是全世界最穷的地方。而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比例，也从鸦片战争前占世界37%，下降到1949年的不足22%。中国人均寿命在解放前不到3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