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温暖的春晚，罗伯特走了之后，我坐在那波利咖啡馆露台上的一张桌子边，看着天色暗下来，电灯广告牌亮了，指挥交通的红绿灯交替闪现，行人来来往往，马车在拥挤的出租汽车行列旁得得地行驶，“野鸡”在寻觅晚餐，她们有的单身独行，有的成双作对。我注视着一个俊俏的姑娘经过我的桌子，看她沿街走去，在眼前消失了，接着看另一个，后来看见先头那个又回来了。她再一次在我面前走过，我抓住她的目光，她走过来，在我的桌边坐下了。侍者跑上前来。
    “哦，你想喝什么？”我问。
    “珀诺。”
　　“这种酒小姑娘喝不得。 ” “你才是小姑娘哩。”“给我也来一杯珀诺。”“怎么啦？”她问。“想乐一下？”“当然。你呢？”“说不准。在本城谁都说不准。”“你不喜欢巴黎？”
　　“是的。”
　　“那你为什么不到别的地方去？”
　　“没别的地方可去。”
　　“你兴致很好，没错儿。”
　　“很好！真见鬼！”
　　珀诺是一种仿苦艾酒的浅绿色饮料。一兑水就变成乳白色。味道象甘草，颇能提神，但是过后会使你浑身无力。我们坐着喝珀诺酒，姑娘绷着脸。
　　“好啦，”我说，“你是不是要请我吃饭？”
　　她咧嘴一笑，这下我才明白为什么她有意拉着脸不笑。她闭着嘴确是个相当漂亮的姑娘。我付了酒钱，我们走上街头。我招呼一辆马车，车夫把车赶到人行道旁。我们安坐在缓慢、平稳地行驶的出租马车里，顺着歌剧院大街，经过已经锁上了门、窗户里透出灯光的商店，大街很宽阔，路面亮光光的，几乎不见人影。马车驶过纽约《先驱报》分社，只见橱窗里摆满了时钟。
　　“这些钟都干什么用的？”她问。
　　“它们报告美国各地不同的时间。”
　　“别糊弄我。”
　　我们从大街拐上金字塔路，在来往的车辆当中穿过里沃利路，通过一道幽暗的大门，驶进特威勒里花园。她依偎在我身上，我用一只胳臂搂着她。她抬头期待我的亲吻。她伸手摸我，我把她的手推开。“别这样。”“怎么啦？你有病？”“是的。”
　　“人人都有病。我也有病。”
　　我们出了特威勒里花园，来到明亮的大街上，跨过塞纳河，然后拐上教皇路。
　　“你有病就不应该喝珀诺酒。”
　　“你也不应该喝。”
　　“我喝不喝都一样。女人无所谓。”
　　“你叫什么名字？”
　　“乔杰特。你叫什么名字？”
　　“雅各布。”
　　“这是佛兰芒人的名字。”
　　“美国人也有。”
　　“你不是佛兰芒人吧？”
　　“不是，我是美国人。”
　　“好极了。我讨厌佛兰芒人。”
　　正说着，我们到了餐厅。我叫车夫停下。我们下了马车，乔杰特不喜欢这地方的外表。“这家餐厅不怎么样。”
　　“是的，”我说。“或许你情愿到‘福艾约’去。为什么你不叫马车继续往前走呢？”
　　我起初搭上她是出于一种情感上的模糊的想法，以为有个人陪着吃饭挺不错。我好久没有同“野鸡”一起吃饭了，已经忘了这会是多么无聊。我们走进餐厅，从帐桌边的拉维涅太太面前走过，走进一个小单间。吃了一些东西后，乔杰特的情绪好一些了。
　　“这地方倒不坏，”她说。“虽然不雅致，但是饭菜满不错。”
　　“比你在列日吃得好些。”
　　“你是说布鲁塞尔吧。”
　　我们又来了一瓶葡萄酒，乔杰特说了句笑话、她笑笑，露出一口坏牙。我们碰杯。“你这人不坏，”她说。“你得了病可真太糟糕了。我们挺说得来。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战中受的伤，”我说。
　　“唉，该死的战争。”
　　我们本来会继续谈下去，会议论那次大战，会一致认为战争实质上是对文明的一场浩劫，也许最好能避免战争。我厌烦透了。恰好这时候，有人在隔壁房间里叫我：“巴恩斯！喂，巴恩斯！雅各布.巴恩斯！”
　　“有个朋友在叫我，”我解释了一下就走出房去。
　　布雷多克斯和一帮人坐在一张长桌边，有科恩、弗朗西丝.克莱恩、布雷多克斯太太，还有几个人我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