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这样一个人！我知道他是这样一个人吗？我能够承受这样一个人吗？如果当年能够这样问自己，也许我们会成为世上最令人羡慕的朋友，不管我们是否恋爱是否结婚。然而，我不能。我像大多数女人一样，希望所爱的男人既强悍深沉又温柔顺从。 

一九八五年春节前夕，我们终于结婚了。没有房子，没有仪式，没有钱，甚至没通知各自的家庭。我们置办的惟一家当是两块五毛钱一把的特小号铝壶。在一个临时外出的朋友家里，我们用这把小水壶和一个五百瓦的电炉烧水做饭，度过了新婚后最初的日子。二十天后，他急性肠梗阻发作住进医院，但这并没妨碍我忘乎所以地认为，只要拥有他我便拥有一切。 

两个月后他出院，我们住进了一间借来的小平房。虽然房子只有十平方米多一点儿，但总算有了自己的家，我们觉得很知足。 

冬天，炉子上的水壶和窗纸的响声呼应着，水蒸气把玻璃画得斑斑点点。那时北京的冬天似乎比现在冷得多，最冷时用湿手拉门上的铁把手会有被沾上的感觉。他回到家总是先摘下满是哈气的眼镜，一边擦一边念叨着，“还是家暖和！还是家好！”我们吃着炉台上烤的馒头片或烧饼，讲各自单位里发生的事情，谈论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追忆老北京的掌故。如果赶上下雪天，又正巧有朋友来访，他就像个孩子，一边顺口把“风雨故人来”的诗句改成“风雪故人来”，一边张罗着喝二锅头吃涮羊肉。他喜欢这种情调到了痴迷的程度，把我这个对北京风俗一无所知的南方人也感染得兴趣十足。夏天，他喜欢喝生啤酒。那时，北京的生啤酒不好买，我常常拿着大小不等的塑料桶去排队。我知道他下班回家，特别是朋友来了，喝不上生啤他会难受得坐立不安。 

我们的小屋从不冷清，常有人不约而至，深夜十二点也有人来敲门。来得最多的是鄂复明，家里的力气活儿、技术活儿全由他一个人包了。最方便的是不用请，只要等着，不出三天他准会来。史铁生也是那时候的常客。房子小，没有沙发也没有扶手椅，专门为他准备了一张折叠椅，铁生摇着车到门口一喊，他就跑出去背他进来。一个体重不足一百一十斤的人背一个体重近一百五十斤重的人，况且他放疗烧伤后没有腰肌和腹肌，背起来一定非常吃力，但每次他都坚持亲自背才放心。后来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为让他能休息好，铁生写了一张条贴在我家的柜子上：因主人身体不好需要休息，来访不得超过十五分钟！客人看着表，坐到十五分钟便开始不安，但只要他能坚持，总是说：“那张条不是为你写的，踏实坐着。”于是客人便心安理得地待下去。 

本来我是个反对喝酒的人。父亲在世时常喝酒，从我懂事起就听母亲叨唠和抱怨，所以我对喝酒的人抱有很深的成见。我曾经暗想，将来绝不找一个会喝酒的男人当丈夫。他进入我们的家庭时，父亲已经病重，他多次为没有陪老人喝过酒而遗憾。他对我说：“不会喝酒的人无法体会‘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境界。不管什么事，只要是能使人向善而不是使人变恶，就没有理由反对。”我差不多被他说服了，再也不一味地讨厌喝酒。 

有一段时间，他每天下班到东四八条口的小酒馆去喝啤酒，问他为什么，他说为一个老头儿。那个老头儿看起来没文化，但气质特别让人喜欢，“我们每天总是前后脚到，我要一升啤酒不要菜，他要二两白酒，一盘花生米。我们谁都知道对方注意自己，可谁都没打招呼，如果我们认识准能成为忘年交。”我问他为什么不主动点儿，他说：“这你就不懂了，对我来说，猜想着、琢磨着是一种享受，我相信对他来说也一样。”这不是为了搜集素材，他和很多写诗的写小说的来往，自己却从不搞创作，尽管所有了解他的人都认为凭他的文笔和阅历，他是可以写点儿什么的。他与那些爱扎堆闲聊神侃的人也毫无共同之处，他和那种“话不投机半句多”的人从不一起喝酒。谈资和谈话的对象一样，是他最好的下酒菜，只要对胃口就行。所以与其说他是喜欢喝酒，不如说他是喜欢以酒会友；与其说他是在品酒，不如说他是在品人，品生活。

我们都心照不宣地知道已经没有痊愈的可能，但他抵御不了生存的欲望。他有许多活下去的理由，比如为了他无比崇拜的母亲，白发人送黑发人毕竟太残酷。第一次手术的成功率是百分之二十，第二次更是微乎其微，第三次应该说等于零。他坚持要做第三次手术，潜意识里是不是希望手术失败得到解脱？他曾经答应过母亲，答应过朋友，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绝不再轻生。一个因为不能容忍说话不算数而敢于把刀子刺向自己胸口的人，是不会说话不算数的。 

在最后的日子，他变得敏感而脆弱。以前朋友去看他，他总是劝说别人不要为他担心，后来见到来人他经常落泪。我真是感激陈志伟，给他带来了“大悲咒”，还从头到脚为他按摩，用特别善解人意的方式不动声色地安慰他。身旁的田晓青把心提得老高，生怕他过于敏感或起疑心。但是他出乎意料地顺从，心平气和地接受了，像一个人临终时虔诚地面对一位牧师，使人感到死亡的脚步已经逼近。 

另一方面他又表现出异常的烦躁。一九九四年春节，我为他买了一个最大号的红气球挂在病房的窗子上。春节过后落了一层灰尘，我把它扔了。他对我大发脾气，说明年还可以用不该扔。我说，气球放不到明年就会坏，再说明年还不知道在不在医院过春节，何必现在操那么大心。我绝想不到这句话会伤他，更想不到我说了这句话之后仅三个月，他便永远地离开了那所医院。当时他气愤地说：“是呀，明年还不知我是死是活对不对？”从那以后我才意识到，应该把他看成病人，一个垂危的病人。 

四月，阳光正好，我们的小儿子推着轮椅，轮椅上挂着乳白色的营养液，我们一家到医院的院子里晒太阳。他已经很久没有到过户外了，不断地说花真好，阳光真好，儿子真好。那天我特意带了儿子的跳绳，给他买了平时爱吃的白瓜子，给儿子买了紫雪糕。他坐在樱花树下，看着儿子跳得脸红扑扑的，满头大汗，一边念念有词地鼓励他，一边嘱咐我要让他多锻炼身体。对于我们这个三口之家来说，那一天像一个真正的节日。在我的记忆里，只有在孩子一岁生日那天我们共同去过一次公园。也是春天，他让儿子骑在肩上，儿子眼睛瞪得圆圆的满脸惊慌。一岁的孩子没有记忆，这次在医院院子里将成为最后的也是惟一的和爸爸一起“春游”的记忆。 

那以后没几天是他的生日，我曾和儿子商量着买一台小电视作为生日礼物，他坚决反对，我只好作罢，只买了红色的菊花带儿子去看他。接过花他掉泪了。以前我从没买过花给他，知道他不喜欢插在瓶子里的花，有时朋友买了花他会让我带回家。只有一次，我的同学王艾从美国回来去看他，带来的野花他很喜欢。这次他很高兴，连连说好，亲手插在罐头瓶里不断地摆弄。 

第六天那束花枯萎了，叶子发黄，花瓣也干得卷曲了，一副凋零残败的样子。第七天清晨我接到医院的紧急电话。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那是一天中最令人振奋的时刻。那一刻人们正迎着阳光从樱花旁匆匆走过，不管是面带微笑，还是心存烦恼，每个人都拥有那一刻那一天。而他却死了。他属狗，他死于他的本命年；那天是他生日（后来他的母亲说，一九四六年阴历三月廿五日才是他真正的生日），他死于他的生日——该把这看成是偶然还是必然？ 

没有一份遗嘱，没有一句遗言，没有一个告别的手势，没有一个会意的表情，虽然已捱过了阴曹地府似的漫漫长夜，但他还不想远离年迈的母亲，远离幼小的儿子，远离在这个世界上让他以全部的善意爱着、恨着的一切，他还没有做好上路前的准备，还没拿定主意与上帝和解——他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在场。 

他去世不久，我生过一场病，高烧时觉得自己在一个巨大的平面上被抛来抛去，无遮无拦、无依无靠。恍惚中，我梦到他死而复活，告诉我他根本没有死，他已经一百天没吃饭，他吵着要回家……我想，在最后的时刻他一定也是这样被抛来抛去的，无遮无拦、无依无靠……那天，我接到电话赶到医院时，他已没有脉搏。我为他擦身、刮脸、换衣服。拉着他那由红变白变成灰白，像蜡烛一样半透明的手——我是多么熟悉这双手呀，苍白、干燥，骨骼和经络清晰可见，不只因为重病期间他虚弱得常需要抚摸着手臂才能入睡，从十年以前我生病他把毛巾敷在我额头上的时候开始，从他为我病重的父亲翻身、换衣服的时候开始，那时我们还不是夫妻，但我已熟悉这双手，并且自以为已熟悉他整个人——独自一人时，我轻轻地一遍又一遍地呼唤他的名字。他紧闭着倨傲的双唇，雪白的被单下几乎看不出他的身形……

他是否呼唤着我的名字死去？在他弥留之际，是否想亲口对我说出他一生都没来得及说的话……我相信，或者说我宁愿相信，如果我在场，哪怕他已奄奄一息，但只要一息尚存，我一定能如愿以偿。或许他的声音微弱得让别人听不清，但我能听清。 

几年来，我常把自己幻想成一个沙漠中的旅人，用近乎自我欣赏的目光，自作多情地看着一个落寞、孤独而又自信的女人，在最美好的季节里凋敝。她无时无刻不在破碎，不在七零八落，不在死亡。她以全部身心期待着，相信总有一天能在共同的自我毁灭中达到完美，在创造自身中得到升华。事实上，这是我仅有的心事，这是我惟一的隐私。不管这听起来多么不近情理，但是我必须承认，它对我的意义，甚至超过死亡本身…… 

没有人比他更加深谙无言之美好之深刻之高妙，对一个视沉默如金的人来说，什么都不说比说什么都更好。 

但那不是沉默。他死了！不是瘫痪，不是失明，不是变聋变哑，而是彻底地结束生命。作为他的妻子，我无法跨越他死时我不在场这一事实。五月，对一个满怀期待的女人来说，将不止是遗憾，而是永远的无底深渊…… 

有时候我觉得这一年恍若隔世。以前我曾经感受过一个人死亡或离去对于活着和留下的人的意味，我觉得那是一片空虚，生活很快会把它填满。但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多一个人或少一个人，绝不是一个数量概念。失去一个曾经存在过的人，意味着失去全部——死亡，使你感到生命是如此充实而生动；有时候我又觉得这一年仿佛只是一瞬，我并没因为少了病人的拖累而感到轻松许多，日子依旧过得草率而匆忙。容不得去一味地沉湎和回顾。有时，我和儿子晚饭后闲聊，本来挺开心的，他会突然出现，好像就坐在桌边，一只手托着腮，得意地欣赏着已经能够高谈阔论的儿子。这时候我会竭力说服自己：有没有父亲并不能决定一个孩子是否幸福是否成功，他照样会一天天长大，和所有的人一样上学工作娶妻生子——活着，却会使你感到生命是如此脆弱而虚无。 

我曾经以为，死亡使我懂得了生命和爱。但是当我牵着我幼小的儿子站在丈夫的遗体前、陵墓前，当死亡的事实离我越来越遥远，而死者的存在却离我越来越切近的时候，我才真正懂得，关于时间，关于生命，关于死亡，关于爱，需要你付出毕生的代价去体验。有所体验就够了，你甚至不要指望能把它们搞懂。 

时间并不能淡化一切。事实上，一个曾经占据过你生活的人不是别的，他是你的蓝天，你的阳光，你的空气。一旦失去，没有什么可以取代，可以弥补。他将覆盖着你的生命，直到永远…… 

一九九五年

徐晓散文集《半生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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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羡慕他与万之、田晓青之间那种不用把话说透就能相互理解的默契；我嫉妒他与鄂复明、王捷那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境界；我渴求他对待大春、桂桂那种兄长似的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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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矛盾的双方都是朋友，他又必须做出是非判断的时候;当明明是社会的不公，他不得不违心地劝说别人委曲求全的时候;当他所钟爱的人，由于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走向极端的时候;当一个人因为境遇的悲惨而沉沦而堕落的时候——在是非与善恶的天平上寻求到的平衡，顷刻又在本能和现实的天平中倾斜了。在劝说别人的时候，被压抑的首先是他自己；在安慰别人的时候，受伤害的也首先是他自己。这种强烈的内心冲突，形成了极大的性格反差——坚强与软弱，情感与理性，苛刻与宽容，自闭与开放，悲观与乐观，现代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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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受了伤，没有别的办法，一个人舔干净伤口，然后若无其事地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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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喝酒的人无法体会‘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境界。不管什么事，只要是能使人向善而不是使人变恶，就没有理由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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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男人，体弱多病饱受折磨，没有强健的体魄、耀眼的成就，凭什么葆有尊严赢得敬重？当年我又为什么崇拜他爱他嫁给他呢？如果说他的淡泊、退避、极端是他赖以生存的策略——每个人不都有自己赖以生存的策略吗——他是成功的。他站在社会的边缘，与现实的喧嚣、浮躁、萎顿形成反差，这本身已构成了意义，并给社会提供了意义。当然他不是尽善尽美的，他选择传统中的光明，也被传统的阴影所笼罩；他蔑视世俗，却不能改变生活于分毫。如果有人因为把他看得尽善尽美而对他失望，不是他的错误。那么作为承受这一切的我，该抱怨什么，又能向谁抱怨呢？是的，生活在不断变化，不惜一切代价忠于一种观念已经使人疲惫不堪，我们不该固守陈规，也没必要总对往事耿耿于怀。但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男人和女人、老年人和中年人不都或多或少或心理或生理或内在或外表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吗？扪心自问，有多少人能把自己所尊崇的生活准则贯彻到生命的始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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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份遗嘱，没有一句遗言，没有一个告别的手势，没有一个会意的表情，虽然已捱过了阴曹地府似的漫漫长夜，但他还不想远离年迈的母亲，远离幼小的儿子，远离在这个世界上让他以全部的善意爱着、恨着的一切，他还没有做好上路前的准备，还没拿定主意与上帝和解——他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在场。



是真正的男人 真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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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病之时，我总想起已故好友周眉英，想起他躺在病房里，瘦得只剩一副骨架，高烧不停，溃烂的腹部不但不愈合反而在扩展……窗外阳光灿烂，天上流云飞走，他闭上眼睛，从不呻吟，从不言死，有几次就那么昏死过去。 

就这样，三年，他从未放弃希望，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信心。三年，那是一分钟一分钟连接起来的，漫漫长夜到漫漫白昼，每一分钟的前面都没有确定的许诺，无论科学还是神明，都没有给他写过保证书。我曾像所有他的朋友一样赞叹他的坚强，却深藏着迷惑：他在想什么，怎样想?可能很简单：他要活下去，他不相信他不能够好起来。 

但是他没能活下去，三年之后的一个早晨，他走了。这是对信心的嘲弄吗?当然不是，他用他难得的安然，证明了信心对于绝望中的人是多么的重要。 

也许，他活得很平凡，但是，他却死得如此高贵。无论如何，保持信心，那是生命最后的尊严，也是对死神最高的蔑视。 

 ----------------史铁生

他配的上他所受的痛苦

恩，这就是我心目中极好的散文，比那些读者青年文摘上的风花雪月厚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