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当初去读数学，不失为一个理性的选择，然而，大概并不能算是一个好的选择。所谓“理性”，不外乎是指收益最大，但收益和快乐之间，却并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快乐源自灵魂，源自人之本性。而大多数时候，我们会屈从于外界的压力和内心的虚荣，把梦想丢在一边，转而去追寻那些能带给我们短暂满足感的幻象。“我只是长大了，理智了，不再像小孩那样，整天做白日梦了。”我们一面这样自我欺骗，一面加速向痛苦的深渊沉沦。

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他们去美国名校读博，不是出于对学术的热情，而是为了旁人歆羡的目光；他们选择职业是不是看自己的兴趣，而是看随之而来的收入和名望。他们成绩优异履历光鲜谈吐得体笑容自信，然而当我望向他们的眼睛，却甚少能在其中看到灵魂的影子。我时常想，这样的人真的幸福吗？一个整日忙于营造围绕身遭的光环，却甚少回头审视自己内心的人，他是否已经忘记了快乐的滋味？

更可悲的是，这些人被今天的社会奉为成功的圭臬，他们是环绕在我们耳边的“人家孩子”，是同侪之间攀比的标杆，是流传在师弟师妹之中的传奇。我们不在乎他们给社会做出了多少贡献，也不在乎他们光鲜的外表之下是否污秽不堪，我们只是一边紧张地喘着粗气，一边向台上颔首微笑的青年导师发问：“我想像你一样，该怎么做才好？”

功利主义的毒药，已经把太多年轻的灵魂侵蚀得不成人形。凭作弊和小聪明通过考试的人得到追捧，把读书当作乐趣的人则被目为怪胎；靠弄虚作假求得名利的人被称为成功者，不计报酬献身公益的人却被斥作神经病。

我们自以为靠理性之舵牢牢把握着航向，却不知自己正疾驶进疯狂的漩涡；我们精心设计了金光闪闪的人生通途，却未发现灵魂已经无处安放。
每当我目睹这个国家最优秀的青年涌向体制内和金融界，每当我听说有留学生为了进华尔街不惜欺骗导师，我都忍不住学金斯堡发一声感叹：
“我看到，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理性’。”
一群没有灵魂的精英，将如何承袭这个民族的道统，将如何点亮这个时代的精神？我不知道答案。

为什么不能复制？

人是理性的生物，因而每个人都应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且能够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何必要金融监管？何必要食品安全法？何必要公立医院？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将会自动筛选出最适合人类生活的“扩展秩序”。政府干预，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毫无必要，自由市场会挥动“看不见的手”，让整个社会的福利达到最大。

然而，随着对经济学了解的加深，**益清楚地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那么完美。自由市场摆脱不了囚徒困境的诅咒，也解决不了世代交替中的动态无效率。面对信心的崩溃和传统的限制，市场更是无能为力。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并不总如理论假设中那般，是谋求私利的理性个体。我们会为了已经丢掉的门票失落良久，会为了素不相识的同胞奋不顾身，我们前一天还立志减肥今天又会胡吃海喝，我们对小概率事件从来没有正确的理解。

“理性的生物”，这一形容有时候近乎嘲讽。毕竟理性只是思维之海上露出的冰山一角，暗流之下不可捉摸的潜意识才是生活的真正主宰。就像社群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我们都被镶嵌于成长背景之中，都只是历史和文化的奴隶。

对于人类来说，经济效益并非生活中唯一重要的东西。我们是背负着灵魂的存在，我们不仅渴望富足，更渴望爱、正义和安全感，而这些都无法简单地用效用函数来加以衡量。自由当然也是不可或缺的价值，然而自由的程度，却要由理性力量的大小来决定。

在要求毒品合法交易的自由之前，我们最好先扪心自问，自己是否能够抵御毒品的诱惑；在反对金融监管的时候，也最好先想一想，自己是不是在投资方面足够精明，从而绝不会被推销员的花言巧语轻易蛊惑。自由从来不是没有代价的，若把人类想象得过于理智和完美，则自由也会成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这一年来，在网络上和现实中，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举起了自由至上主义的大旗。他们鼓吹小国寡民，反对各种形式的政府干预，对凯恩斯主义嗤之以鼻。我于经济学只是初窥门径，对政治哲学更所知甚少，因而无力对他们的主张一一作出评判。我只想在此表达我的一点隐忧——毕竟，任何东西推到了极致，多多少少都会带来一些问题，我想自由亦然。

我们不应该忘记哈耶克在晚年对我们的提醒：要时刻警惕“致命的自负”。对于理性和自由的过度信任，或许，也只是一种“知识的僭妄”？任何社会科学，归根到底都是研究人的学问，若离理性太近，离灵魂太远，则理论大概容易做的精致，但现实意义恐怕要大大地打个折扣吧。

理性和灵魂如同一对双生儿，二者的纠缠与争斗，贯穿了人类的整部历史。在昆德拉笔下，它们被称为重和轻；而在尼采那里，则被叫做日神和酒神。理性的缺席通向迷信和疯癫，而灵魂的失落则导致冷漠和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