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台湾后不久又接到了法院的通知,照样还是得面对现实中的纠扰,但心情已经大不相同了。我记得上法庭的那天早上,我和母亲到达的时间稍早了一些,法庭的门还没有开,我转过身望向外面的院子,发现李敖一个人坐在对面的长椅子上等候。我心中突然生起一种想法,好像我们俩共同演出了一场荒谬戏,为的只是要转化我们先天人格中的愤怒与嗔恨,好像那是我们在转世前就约定好的事。当时我并没有以我的理性检验去干预这个想法,我只是很自然地认为就是如此,于是不由自主地对坐在远方的李先生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躬(如同他初次在萧家见到我的举动)。李敖微微地有一些反应,但我不知道他明不明白我的举动里的意涵。下了法庭,我跳跃地走到他的面前对他说:“我觉得我们俩无聊透了,放着好日子不过,这出闹剧可不可以不要再演下去了。”李敖脸上带着苦笑地说道:“其实我也不想演,只是已经骑虎难下了。”我觉得他终于说出了肺腑之言,那一瞬间我心里所有的怨恨彻底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