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听完了这些事的始末,立刻打电话到金兰找我,约我回世界大厦和萧先生及他的女友王剑芬见面。六月十日那天,萧先生坐在世界大厦家中的客厅里当面告诉我说,他因为和李敖多年共患难,可以说是完全信任彼此的交情。李敖在处理财务方面比他高明太多,所以他大小金钱之事全部交由李敖总管,李敖要他签什么,他就签什么,连问都不问一声的。剑芬在一旁说萧先生的行为简直跟大白痴差不多,我说我很了解他。剑芬接着说道,还好她当时提醒萧先生把李敖亲手写的一张长达十八英尺的财物清单复印了一份拷贝,如果他们要告李敖侵占,那是唯一的一份法律凭据。后来在闲聊中萧先生提起一件事,他说那些被搬走的古董他都可以不在乎,只有一小块红绢布的乾隆御批是真正值钱的传家之宝,这才是他唯一心疼的东西。我突然想起李敖曾经很得意地给我看过一块红绢布的乾隆御批,他说十年前他从牯岭街的古董商那里以五百元的低价收购了这个宝贝,因为那个老板不识货。我听完萧先生的话心里已经有了谱。李敖总说他不重视动机,只重视真凭实据,然而任何一个神智清明的人都知道动机才是最重要的。这时我对李敖最后的一丝幻觉都被打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