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巴金在《随想录》里写了三篇文章谈教育问题。
第一篇《小端端》，巴金说：“她是我们家最忙、最辛苦的人……她每天上学离家最早。下午放学回家，她马上摆好小书桌做功课，常常做到吃晚饭的时候。”巴金对此深为忧虑，“孩子的功课负担不应当这样重。”
三十年后，同龄孩子比端端当年更辛劳。成人每年有不少法定假期，学生全年没有一天不在忙———周末作业、寒假作业、暑假作业。他们还要满城跑参加各种辅导班。作业和考试压得学生喘不过气来，他们失去了童年，失去了乐趣，只剩下作业的无尽记忆。
网上流传这样一个微博：“君子坦荡荡，小人写作业。商女不知亡国恨，一天到晚写作业。举头望明月，低头写作业。洛阳亲友如相问，就说我在写作业。少壮不努力，老大写作业。垂死病中惊坐起，今天还没写作业。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写作业。”
三年后《再说端端》里，巴金说：“儿童嘛，应当让她有时间活动活动，多跑跑，多笑笑，多动动脑筋。……让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感到活下去没有意思，没有趣味，这种小学教育值得好好考虑。”
巴金三十年前撰文抨击僵化教育思想，曾引发全国范围大讨论。30年来，关于教育的大讨论几乎十年爆发一次，几次教改换汤不换药，数度“减负”学生负担越来越重。至于今日，教育遂积重难返，以语文教育而言已进入绝境。细数语文教育有如下五宗罪———
第一宗罪：是教育思想意识形态化，语文承载过多道德教化功能，很多是虚情假意伪道德和旧时代奴化思想糟粕。翻看语文教材，你会产生错觉，以为在读一本政治课本。
第二宗罪:语文教材编写被利益集团掌控，粗制滥造，谋取暴利。据说教育部有意组织专家打通文史哲，编辑印行新的统编教材。我不反对打通文史哲，但坚决反对教材编写回到全国统编的旧巷子里去。语文教材编写权被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掌控，出版权则被各地教育出版社一家独占。一个排他性很强的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独占教材编写和出版的巨大利益。在利益诱惑下，很多人丧失了基本的道德良心，也丧失了基本的公民责任心。由这部分人主导组成的语文教材编委会和相关的编写组人员，缺乏相关专业的一流学者，教材编写层层分包，一些研究生和教研员报酬很低，他们还要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抄袭篡改而拼凑出一本本质量低劣的语文教材。
第三宗罪:语文课文选材目光狭窄，很多课文涉嫌剽窃和篡改，而一些名家名作则饱受修改、删节的蹂躏。有媒体采访北京某教材的主编时，他竟然说，语文教材编写界内，对被选入的文章进行修改已成共识，因为很多文章的用词用语并不符合现在的汉语规范。他还说，只有鲁迅先生的文章风格独特，一字不删选入教材。这理由被很多一线教师奉为圭臬，似为不证自明真理。这古怪思想却谬误流传，贻害深远，而缺乏基本的有效反思。我对此有两个疑问：一，为什么其他作家作品可以修改甚至篡改，鲁迅的作品就不能修改呢？出于政治原因还是文学原因？二，一位60年前自由创作的前辈作家，如何穿越才能写出符合现在你们制订的汉语规范要求的文学作品来？
剽窃和篡改的课文，触犯了著作权出版法，伤害了相关作者的著作权益。大多数删改都也手法恶劣，还有很多课文来源成谜，有些是拿来之后剪剪裁裁不见原样的，有些是洋为中用窜改名字顾头不顾尾的，各种都有。这些课文是真正的假冒伪劣产品，严重伤害了我们下一代的精神健康。
第四宗罪:语文教法落后。很多教师把上课当成个人秀，声光电各种设备一哄而上，花哨课件在投影仪上闪现，看起来很热闹，把一篇完整文章拆成鸡零狗碎了。“语文”这门学科的特殊性根植在语言和文字的具体运用上，声光电用在语言文学课上是破坏性的。反复阅读和细细体味，才能对一篇好作品有整体感知。经典名篇带给读者的，不仅是表面上的字词句的摘抄熟记，而是整体的思想人文浸润。语文教师不能高高在上，全知全能，而是要不断学习不断进步，以平等的心态，和学生一起讨论共同思考。教师界有一句话：没有不好的学生，只有不好的老师。
第五宗罪:语文教材本位主义。过去，语文教师会把学生读文学、历史、哲学等名著，颇为搞笑地贬成“看闲书”，“看课外书”，斥为“不务正业”，现在这种观念有了改善，很多教育专家也推荐和编撰了“新课标”等的推荐阅读书目，但这些书目大多眉毛胡子一把抓，也没有年龄差异分级，只被出版社用来作出版赚钱的推销手段而已。
真正合格的语文教材，应该是一本语言、文学和文化的详细分类导游手册，要通过基础学习、介绍和引导，让学生学会自己阅读和思考，然后离开教材，进入文化知识的广阔世界中去畅游。
教育是国家建设的基石，语文教育是基石中最核心部分，人类文化的一切领域都领不开语言和文字，这个基础如果是豆腐渣工程，则大厦虽似雄伟，而摇摇欲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