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修武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谓竹林七贤。据陈寅恪先生考，西晋末年，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东晋初年，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成为“竹林七贤”。“竹林”既非地名，也非真有什么“竹林”。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中国魏晋时代七位名士（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的合称，成名年代比“建安七子”晚一些。七人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不同于建安七子，他们大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被道教隐宗妙真道奉祀为宗师。其中，嵇康和阮籍的成就最高。

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鄙弃孔孟等儒家学派所谓的正统的迂腐之学，崇尚老庄等效法自然、率性放达的道家之学。经典，泛指儒家思想；老庄，泛指道家思想。

典故　　《世说新语·任诞》：“陈留阮籍樵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喻指文人放荡不羁，或指独立于世俗之外，或喻朋友的交情深厚。后有典故“竹林笑傲”。

政治态度　　在政治上，嵇康、阮籍、刘伶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因此被杀。山涛、王戎等则是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成为司马氏政权的心腹。 　　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晋惠帝两朝，至八王之乱，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 　　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集团不合作，嵇康被杀害。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东西，分崩离析。

文学创作
在文章创作上，以阮籍、嵇康为代表。阮籍的《咏怀》诗82首，多以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隐晦曲折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罪恶，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表现了诗人在政治恐怖下的苦闷情绪。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老庄崇尚自然的论点，说明自己的本性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了自己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其他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刘伶的《酒德颂》，向秀的《思旧赋》等，也是可读的作品。《隋书·经籍志》著录山涛有集5卷，已佚。

玄学代表
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略有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社会背景
当时社会处于动荡时期，司马氏和曹氏争夺政权的斗争异常激烈，民不聊生。文士们不仅无法施展才华，而且时时担忧性命安全，因此崇尚老庄哲学，从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去寻找精神寄托，用清谈、饮酒、佯狂等形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南朝大墓砖画式来排遣苦闷的心情，“竹林七贤”成了这个时期文人的代表。

《《《《《《七贤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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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义执言　　本来吕巽、吕安两兄弟都是嵇康的朋友，但这两兄弟突然间闹出了一场震惊远近的大官司。吕巽见弟媳徐氏貌美，乘吕安不在，指使其妻用酒把弟媳灌醉，将其奸污。事发后，吕安欲诉之于官。吕巽急忙请嵇康从中调停。嵇康因与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遂应吕巽之请，出面调停，把这件事情按了下来。可是，事后吕巽却倒打一耙，恶人先告状，说吕安不孝顺，竟然敢挝母亲之面。有口难辩的吕安想到了他心目中最尊贵的朋友嵇康。嵇康拍案而起。嵇康写下了《与吕长悌绝交书》，痛骂吕巽一顿。他想通过绝交来表白自身的好恶，他也想通过绝交来论证朋友的含义。吕安入狱后，为了说明真相，自然要涉及嵇康调停之事，嵇康也因此被投入监狱
临死托孤　　在嵇康临死之前，没有把自己的一双儿女托付给自己的哥哥嵇喜，没有托付给他敬重的阮籍，也没有交给向秀，而是托付给了山涛，并且对自己的儿子说：“山公尚在，汝不孤矣。”这才叫真正的朋友，这才叫真正的知己。在嵇康死后，山涛对待嵇康的儿子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山涛没有辜负嵇康的重托，一直把嵇康的儿子养大成才。山涛和王戎，在嵇康被杀害之后，对嵇绍一直都特别的照顾。他们尽到了朋友应尽的道义与责任，使得这个孤弱的孩子，即使失去了父亲，却还拥有他们慈父般的关怀与教导，不再那么无依无靠，这是成语“嵇绍不孤”的由来。十八年后，嵇康的儿子嵇绍也在山涛的大力举荐下，被晋武帝“发诏征之”，后来还成为晋朝的忠臣。朋友之间感人至深的信义与友情，也成为了千古传扬的佳话。
广陵绝响　　嵇康对传统及当代的琴曲都非常熟悉，这一点在他的《琴赋》中可见。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模制嵇康画像砖，描绘了嵇康席坐抚琴，气宇昂轩的形象。我们所熟知是他以弹奏《广陵散》而闻名于世。而这首“声调绝伦”，已成绝响的曲目，据说是除嵇康之外，无人会弹。嵇康因吕安的案子被收押。钟会劝司马昭乘此机会除掉嵇康。嵇康入狱后，立刻激起舆论的不满，许多豪杰纷纷要求与嵇康一同入狱。经有司劝谕后 ，众人一时遣散，然而最后嵇康和吕安却被判处了死刑。行刑当日，三千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赦免嵇康，并要求让嵇康来太学做老师。这些要求并没有被同意。临刑前，嵇康神色不变，如同平常一般。他顾看了日影，离行刑尚有一段时间，便向妻子要来平时爱用的琴，在刑场上抚了一曲《广陵散》。曲毕，嵇康把琴放下，叹息道：“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说完后，嵇康从容地就戮，时年四十。

人物事迹
阮籍 3岁丧父，家境清苦，勤学而成才。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当时明帝曹睿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曹爽曾召阮籍为参军，他托病辞官归里。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钟会是司马氏的心腹，曾多次探问阮籍对时事的看法，阮籍都用酣醉的办法获免。司马昭本人也曾数次同他谈话，试探他的政见，他总是以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来应付过去，使司马昭不得不说"阮嗣宗至慎"。司马昭还想与阮籍联姻，籍竟大醉60天，使事情无法进行。不过在有些情况下，阮籍迫于司马氏的淫威，也不得不应酬敷衍。他接受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当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后人称之为"阮步兵"。他还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过"劝进文"。因此，司马氏对他采取容忍态度，对他放浪佯狂、违背礼法的各种行为不加追究，最后得以终其天年。
在思想上，阮籍崇奉老、庄。这一方面是鉴于当时险恶的政治情势，他需要采取谦退冲虚的处世态度，道家思想正好可以做他的精神依托，另一方面也是受了当时盛行的玄学的影响。阮籍也是魏晋玄学中的重要人物。他曾写过两篇著名的论文《通老论》、《达庄论》。不过阮籍并非纯宗道家，他对儒学也并不一概排斥，如他在《乐论》一文中就充分肯定孔子制礼作乐对于"移风易俗"的必要性，认为"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
阮籍的论说文，都是阐述其哲学观念的，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如《通老论》、《达庄论》、《通易论》、《乐论》等。这些论说文，都是采用"答客问"的辩难式写法，主人公则是"阮子"、"阮先生"或"先生"。所以读者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作者为自己塑造的玄学家形象。文章注重结构上的逻辑层次，一般都首尾照应，论证逐层深入，善于作抽象的、本质的分析，体现了魏晋时期思辩方式的进步。它们的语言风格比较朴素凝重，不尚华饰，稍有骈化的痕迹

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曾经品这样评价山涛："他就像未经雕琢的玉石，未经提炼的矿石，人们都喜爱它的珍贵，却不能估量它的真实价值。"看了山涛的逸事，我觉得评价很中肯。人们指责山涛，贬低山涛，主要认为他不该出仕司马氏。实际上，把山涛放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看一看，他对社会的贡献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远比醉卧竹林、博得一些清誉有意义得多。

向秀
向秀（约227-272），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人。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曾注《庄子》，“发明奇趣，振起玄风”，《秋水》、《至乐》二篇，注释未完而卒。后郭象“述而广之”，别为一书。向注早佚，现存《庄子注》，可视为向、郭二人之共同著作。他主张“ 名教”与“自然”统一，合儒、道为一。认为万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即是“ 逍遥”，但“君臣上下”亦皆出于“天理自然” ，故不能因要求“逍遥”而违反“名教”。擅诗赋。其哀悼嵇康、吕安的《思旧赋》，情辞沉痛，有名世。他又与吕安同在山阳地方灌园以自给。山阳是嵇康住宅所在之地，可见他们三人交往甚密。但是种田、栽培蔬菜并不是他们的嗜好所在。以田园工作换取生活所需，一旦有了空闲，就相携出游于大自然间，逃脱政治的黑暗樊笼，得到精神上的自由。虽然他们三人的行止如此亲近，但向秀的性格却是与嵇、吕相异，嵇康傲世不羁，吕安放逸而超迈俗人，向秀则好读书，所以常被他们所嘲笑。三心灵的交流从向秀的《思旧赋》可看出：“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不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
据晋书本传的说法，向秀是喜好老庄之学的，但是从年轻时就喜欢读书的向秀，对儒家思想也是相当有研究的。他二十岁时，曾写过一篇《儒道论》，从他后来的《庄子注》一书中的思想满可以约略猜出，这篇文章大约是想将儒道两家的思想做一调和。（《儒道论》现已失传）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
向秀有感于历来读【庄子】的人虽然很多，但为之作注者却很少，便想替【庄子】作注，完成此工作后，请嵇康、吕安批评，看完之后，几乎给予一致的赞叹。可见向秀的【庄子注】确乎超越了有旧家的注解，而直通庄子的心灵，故颜延年的【五君咏】：;探道好渊玄，观书鄙章句。;【晋书】本传：;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史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今日向秀的【庄子注】已佚失，其中一些佚文散见于张湛的【列子注】中。
向、郭的【庄子注】，是魏晋玄学中的重要哲学著作，也是当时崇有派的代表作品，其中许多观点是和贵无派对立的。这部著作，力图把道家学说和儒家思想结合起来，而且，更多地从儒家观点修正了道家的学说。何晏、王弼的贵无学，主张不要干涉门阀世族的特权，使世家大族的利益得以无限地扩张；而何、王的贵无论，到向、郭崇有论的转变，反映了魏晋时期门阀世族的内部争权及发展过程。
祟有论：在本体论方面，向、郭不赞成贵无派「无能生有」理论，提出了「物各自造」和「造物者无主」的说法。认为万物的形成和变化都是「自己而然」，万有本身就是自足的，在万有自身以外并没有生化万物的独立实体；所谓无，只意味著万有的自生自得；万有都是永恒存在的，虽变万化，终不能归于无。这种学说，否定了道和无生化万物的观点，肯定了万有的实性。但这种学说也同时否认了万有之间在时间上有因果的联系，否认了万物进化的过程。
这种崇有论，表现在社会问题上，提出了;天理自然;和;安分自得;的人生观，得出了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结论，认为自然和社会的秩序都是自然而然的，人物的各种差异和它们所处的各种地位也都是天然合理的；万物安于自己所处的地位，不追求自己分外的事情，自然就会感到自由和快乐；无为并非消极无所作为，而是所作所为不应超过自己的本分；圣人身居富贵之位，同样可以享受山林隐士的清高生活等等。所有这些观点，在于论证名教并不违背自然，要求社会各阶层都能于自己的等级名分，以巩固已有的秩序。 　　难养生论：向秀的思想之有异于嵇康，尚表现在他的【难养生论】一文中。【养生论】为嵇康的作品，文中主张寡欲养生，而向秀却持反对的看法，他的这种思想是将魏晋时已经盛行的老庄思想中尊重自然的想法加以推广，但是从他的表现和论理过程，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已是站儒家的立场。纵使他对老庄思想有极度的兴趣，但却不曾以此来做为他生活态度的指针。所以，后来嵇康和吕安被处死的事件发生时，他不但没有受到牵连，反而受到当朝者的注意，准备援引为官。这也是他们思想的歧异之处。曾与司马昭的有过对谈，司马昭当时掌握实际政权。
嵇中散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t;王大咨蹉。
（箕山是山名，传说尧要让位给巢父、许由，二者不愿接受，就隐遁在箕山，故箕山之志即隐居之志），即使向秀在处理实际问题和思想与他的两位好友有很大的不同，但他们在互相争论中愈亲密，因此他对于两位死于非命的好友，那种痛惜哀伤之情，是发自本心的。自洛阳归山阳嵇康旧居时，忍不住写下了有名的《思旧赋》，文中所表现暗藏的政治黑暗与恐怖，呈现消极抵抗政治的态度，司马昭死后，向秀仍继续做他的官，只是极不得意。晋书本传说：后为散骑侍郎，转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卒于位。不任职、容迹而已，可看出他仅挂个做官的空名，还能保持这个空有其位的空名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