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看《鲁迅杂文精选》（03版），仍感这老头所写他那个时代的事情，仿佛也存在于我们的时代中，且看
“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多起来了，加之以外国人。”
“现在也常常听人说，中国的文化好得很，应该保存。那证据，是外国人也常在赞美。”
鲁迅在《灯下漫笔》及《老调子已经唱完》中的这两句话，不是很合乎我们现在举办孺学讲座、设立国学论坛、邀请国外学者发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赞美之辞之类的情况吗?
然而，在鲁迅看来，以孺道释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为封建统治秩序服务的，所以特别受统治阶级的吹捧。
“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诏天下’，而且又‘以贞节励天下’。”（引自《十四年的‘读经’》）
“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和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在三四十年以前，凡有企图获得权势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读‘四书’和‘五经’，做‘八股’，别一些人就将这些书籍和文章，统名之为‘敲门砖’。 ……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
“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
鲁迅不但反对孺教，对于佛教和道教，他同样是十分反感的。
“中国的政客，也是今天谈财政，明日谈照像，后天又谈交通，最后又忽然念起佛来了。”
“佛教初来时便大被排斥，一到理学先生谈禅，和尚做诗的时候，‘三教同源’的机运就成熟了。”
在鲁迅眼里，孺教、佛教和道教，非常默契地迎合了政客们的需要；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上，它们是多么地“不约而同”。
正因为传统文化是由统治者捧起来的，所以统治者千方百计的给它抹上“雪花膏”，加上“金盖”，以致人民长期受蒙蔽。对此，鲁迅异常清醒地写道：
“有些读书人说，我们看这些古东西，倒并不觉得于中国怎样有害，又何必这样决绝地抛弃呢？是的。然而古老东西的可怕就正在这里。倘使我们觉得有害，我们便能警戒了，正因为并不觉得怎样有害，我们这才总是觉不出这致死的毛病来。因为这是‘软刀子’。……中国人倘被别人用钢刀来割，是觉得痛的，还有法子想；倘是软刀子，那可真是‘割头不觉死’，一定要完。”
不仅如此，鲁迅对于传统文化的实质，可谓是看透了的。他认为传统文化就其实质而言，就是一级吃一级的“吃人文化” 。且看他写在《灯下漫笔》中的话：
“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欺凌，但也可以欺凌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皋，皋士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因此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旁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莩；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的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见《现代评论》二十一期）。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多起来了，加之以外国人。”
“现在也常常听人说，中国的文化好得很，应该保存。那证据，是外国人也常在赞美。”
鲁迅在《灯下漫笔》及《老调子已经唱完》中的这两句话，不是很合乎我们现在举办孺学讲座、设立国学论坛、邀请国外学者发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赞美之辞之类的情况吗?
然而，在鲁迅看来，以孺道释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为封建统治秩序服务的，所以特别受统治阶级的吹捧。
“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诏天下’，而且又‘以贞节励天下’。”（引自《十四年的‘读经’》）
“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和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在三四十年以前，凡有企图获得权势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读‘四书’和‘五经’，做‘八股’，别一些人就将这些书籍和文章，统名之为‘敲门砖’。 ……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
“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
鲁迅不但反对孺教，对于佛教和道教，他同样是十分反感的。
“中国的政客，也是今天谈财政，明日谈照像，后天又谈交通，最后又忽然念起佛来了。”
“佛教初来时便大被排斥，一到理学先生谈禅，和尚做诗的时候，‘三教同源’的机运就成熟了。”
在鲁迅眼里，孺教、佛教和道教，非常默契地迎合了政客们的需要；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上，它们是多么地“不约而同”。
正因为传统文化是由统治者捧起来的，所以统治者千方百计的给它抹上“雪花膏”，加上“金盖”，以致人民长期受蒙蔽。对此，鲁迅异常清醒地写道：
“有些读书人说，我们看这些古东西，倒并不觉得于中国怎样有害，又何必这样决绝地抛弃呢？是的。然而古老东西的可怕就正在这里。倘使我们觉得有害，我们便能警戒了，正因为并不觉得怎样有害，我们这才总是觉不出这致死的毛病来。因为这是‘软刀子’。……中国人倘被别人用钢刀来割，是觉得痛的，还有法子想；倘是软刀子，那可真是‘割头不觉死’，一定要完。”
不仅如此，鲁迅对于传统文化的实质，可谓是看透了的。他认为传统文化就其实质而言，就是一级吃一级的“吃人文化” 。且看他写在《灯下漫笔》中的话：
“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欺凌，但也可以欺凌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皋，皋士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因此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旁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莩；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的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见《现代评论》二十一期）。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