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化为北京胡同敲响丧钟 
 
敲门声接连不断，我来不及洗脸梳头就走出卧室，穿过院子来到红漆大门边，打开门，发现是我的新房东许（音）先生。房东吃惊地看着我半睡半醒的样子，一回过神来，就径直从我身边走过，直奔厨房。 
 我跟着他问有什么事情。他乐呵呵地回答：“你忙你的吧，别管我。”“院子得每天早晨打扫，”许先生抓起扫帚后严肃地说。我使出吃奶的力气才抢过扫帚，“许先生，让我自己来扫吧。”他只好放弃，彬彬有礼地说：“如果没什么要做的，那我就走了。” 
　　
 北京的胡同生活就这样再次呈现在我面前。几个月前，我和丈夫最初搬到这个四合院时，引来了大批人围观，许多街坊似乎把我们看成有趣的稀有动物。我是印度人，我丈夫是西班牙人，隔壁小王（音）头一次见到他时，还好奇地用手指拨弄他的衬衣，“外国人！”小王惊喜地叫起来。

　　对于大多数传统北京胡同来说，中国的现代化和摩天大楼为它们敲响了丧钟，得以逃脱推土机的只有少数。 

　　四合院曾是大户人家的居所，如今变成破破烂烂的居住地，里面经常住有十来户人家。胡同里的生活是公共的，因而，胡同里的四合院浸润着某种集体精神，并且这种精神不仅存在于院墙内，还会弥漫到胡同外。一年到头不分春夏秋冬，居民们聚在小巷里快乐地聊天、打麻将或看路人来来往往。 

　　最能体现胡同生活的莫过于那里的公共厕所了。住在四合院的人家没有私人卫生间，公厕在人们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邻里街坊在这里交流新闻，讨论政治话题。 

　　大多数日子我都呆在书房里写文章，不时抬头看看窗外的灰瓦飞檐。杨柳枝条倒挂在院子里，石榴树被累累果实压弯了腰。墙外商贩沙哑的喊声一阵阵飘进来。“能够住在这里，我真是世上最幸运的人了。”我思忖着，随后继续埋头写东西

中国人眼中的印度
　　近几个月来，北京的学者和政界人士开始密切关注印度的“崛起”，评估其对中国造成的影响。探讨这两个邻国竞争优势的高级会议也接二连三举行。即将开始的中国领导人的印度之行，凸显了中国对印度这种日益加深的认识。

　　问题是，这种新萌生的对印度的兴趣是否深入到了普通老百姓当中。
　　自1962年边界战争爆发后，在中国有关印度的信息几乎无处可觅。尽管两国共有边界数千公里并拥有久远的文明互动史，但一般中国人了解更多的反而是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而非近在咫尺的邻国印度。多年来，中国人了解印度的主要信息来源是不多的几部电影，《流浪者》、《大篷车》等，这些片子在中国大受欢迎。当我4年前第一次到中国时，经常有人当着我唱起《拉兹之歌》。

　　说到印度，中国老百姓联想到的似乎就是宝莱坞电影里的歌舞、漂亮的印度女演员，尤其是她们的大眼睛，对一些人来说还有佛教。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知道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但大多数中国人错误地以为印度是一个佛教国家。自从我来到北京后，恒河和长江已不知流淌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我决定花一天时间到这个城市的不同地方走走，去和中国人谈谈印度，看看这些年来老百姓眼里的印度有没有发生变化。

　　采访从故宫以北的胡同开始，我遇上了修自行车的师傅老杨（音）。“不瞒你说，我对印度了解很少，”他客气地说，“您还是问其他人吧。”我一再请求他说一点。“那好吧，”他叹了口气，挠了挠头，“我觉得你们的电信业非常发达。”我傻了。“电信？”我确认自己没听错。“是的，大部分都私有化了，所以你们国家的手机收费属于世界上最低的。真不错。”这位70来岁的老人赞许地说。看法真的跟以前不一样，我边嘀咕边向老杨道谢。

　　一位街头卖大白菜的老大妈向我说了些印度人跟中国人同样好之类的话，但不愿多谈。随后我遇见一名电视制作人，他恰巧在胡同里拍节目。他表示，如果我愿意就中国问题接受他的采访，他就同意谈谈印度。“印度？”他若有所思地说，“我觉得印度好吃的东西很多，特别是咖喱饭。”我问他是不是到许多印度餐馆吃过。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从没去过，但他的朋友说印度食物好吃。那么，现在中印关系现状如何呢？“我想中印都是发展很快的国家，关系良好，”他一字一句地说，随后眼光朝下，小声说：“唔……说实话，我对印度了解非常非常少。”

　　在一个接一个的采访后，我发现跟4年前比起来，中国人对印度的了解没有增加。我又一次听到《流浪者》、印度美女和她们的大眼睛以及佛教国家。某漂亮住宅小区里的一位年轻企业家说印度令他想到“蛇和大象”。“对了，你们的软件业很发达，”他匆匆离开前加了一句。软件排在蛇和大象之后，这真让人有些泄气。一个20出头的大学生终于谈到了软件，可他又补充说：“你们的基础设施糟糕，城市很脏”。唉！

　　接受采访的20来人对历史了解不多，尤其是年轻人，学生中没有一个知道1962年战争的相关情况。中央戏剧学院一名有抱负的演员回答，“中印战争？不了解，因为我只知道和平的事情。”我最后采访的是名导游。英语流利的她对之前受访北京百姓的话做了个总结，“我认为中印会有一个美好、光明的未来。”一个值得称许的看法，但要实现“光明的未来”就必须走过一条艰难的路。因而，采取措施消除仍存在于边界两侧的无知将是在这条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10月，印度青年代表团在中国度过了10天时光。该代表团成员除年龄之外鲜有共同之处，他们都在35岁以下。代表团中一半成员是首次出国，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就像代表团成员构成一样形形色色。
“我当然听说过中国发生的种种变化，”受过古典声乐训练的歌手维达雅·莎赫说，“可我总以为中国的街上挤满了人和自行车。我在上海一下飞机就给镇住了。这座城市的灯光、外观和魅力完全可以和纽约相媲美。”
所有这些印度人都对中国人表现出的纪律性印象深刻。代表团成员们对中国城市里宽阔大街上井然有序的车流啧啧称奇。“印度也是发展中国家，但中国人与我们不同的地方是，他们遵守纪律，专心于工作。”普蕾提·楚答里说，“纪律是我们印度人所没有的东西。”
普蕾提还对中国在保护女性权益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赞不绝口，“到处都可看到在工作的女性，她们驾驶公共汽车和出租车。如果印度能像这样就好了。”
当代表团参观广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时，这座拥有8万个座位的多用途体育场令代表团成员中的体育迷们兴奋不已。20岁的武术爱好者辛格此前一直保持沉默，到这里却禁不住在运动场里奔跑了起来。“我们印度从来没有像这样的建筑，”他惊叹，“他们中国人真幸运。”
在访问期间，最能体现印中文化差异的莫过于食物了。尽管中国主人想方设法迎合客人的需求，但许多成员对为他们供应的精美食物并不感兴趣。因而，宴罢归来在房间里上演的大吃大喝就成了大家共同的夜生活。（摘自10月20日《印度教徒报》，原题：一次加强关系的旅行，作者帕拉维·艾亚尔，汪析译）

中国当代艺术终于火了 
 
 “约3年前，我头一次出售自己收藏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售价是我买入时的3倍。若等到现在出手，能卖高10倍。”在北京的艺术收藏家罗伯特·伯纳尔懊悔不已。他说得没错。随着中国经济列车隆隆前行之际，中国当代艺术品成了国际艺术市场上颇为抢手的东西，令画廊、收藏家和艺术投资者如痴如狂。
　　在索斯比拍卖行上月于纽约举办的首场亚洲当代艺术品拍卖会上，中国画家张晓刚（音）的一个作品以97.92万美元成交，是原先估价的两倍多。设在伦敦和北京的中国当代画廊创办人博伊斯说：“这个拍卖结果一点不让人惊讶。”经过多年不为外界所知的“地下活动”，中国艺术家迅速从忍饥挨饿的“被遗弃者”摇身变成名流聚会的座上宾。

　　伯纳尔的书店和博伊斯的画廊都在北京的大山子艺术区内。几年前，这里还是工厂林立的地方。本月，第三届大山子国际艺术节将开幕，有100位中国艺术家和50位外国艺术家参加。博伊斯说:“全球博物馆都在买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中国收藏家也开始对它真正感兴趣了。这是中国当代艺术的风光时刻。”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几乎不为人所知。一些精明的国际收藏家开始买进中国艺术品，当时大多数投资者都不熟悉这块市场。如今，中国艺术作品不仅在西方广受欢迎，也开始受到本土收藏家青睐。北京现在画廊经理博里亚那·宋回忆说：“在上世纪90年代，收藏当代艺术品风险过大，多数收藏家宁可选择古董。现如今，中国买家对文化如饥似渴，觉得当代艺术新潮时髦。这块市场正在成熟，品味也在变，我们顾客中超过60％是中国人。”

　　支持中国艺术复兴的是博物馆。年轻有为的博物馆馆长，正努力使中国艺术由中国人和中国机构来推介和展览。“虽然中国艺术品收藏家多以西方人为主，但艺术品味和倾向开始慢慢由中国人主导了”。

　　尽管有对中国当代艺术市场过热的担忧，博伊斯表示：“这个新兴市场值得投资，它仍然是被低估的。”不过，也有人认为，价格涨得太高太快，中国当代艺术市场是有风险的。

义乌：小商品市场之母
(记者帕拉维·艾亚尔)中国通用的旅行指南不会提到义乌，但浙江省的这个小城却像北京紫禁城和西安兵马俑一样值得一看：义乌的国际商贸市场或许是世界上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有5万多家商铺，销售40多万种产品。义乌比中国任何地方更能体现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义乌市场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贸易商人，从非洲艺术品到印度佛像，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能以更低的成本在中国制造。 

义乌自称是“商品的海洋和购物者的天堂”。据估计，8000名外国商人常驻义乌市，每年另有20万来访者进行短期购物，购买40万集装箱各种商品运往世界各地。 

在市场内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人，纽约人和苏格兰人擦肩而过，肤色和种族的差异变得不重要了，因为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愿望，那就是尽可能讨个好价钱。笔者在参观义乌市场时看到，来自中东和巴基斯坦的商人非常引入注目，而十几名印度人也正在挑选商品。 

杰伊什·拉姆比亚尔是一名来自孟买的商人，3年来他经常到义乌来，平均每年来四趟，每趟采购一集装箱服装辅料。然而，吸引他一次次来义乌的不只是价格低廉，还有商品品种的多样化。 

他说：“这里的商品质量和品种多样化在印度是找不到的。”拉姆比亚尔在孟买开了一家零售店。 

尼莱什·沙阿也来自孟买，5年来每月都到义乌来。他通常买半集装箱人造花运回印度。他说：“价格跟印度产品相比还不到一半，但质量比印度的好。” 

花色品种多是义乌市场的一大特点。义乌市场分好多层，每层专卖某类商品。例如，在五金工具和健身器材部，你可以找到汽车用的千斤顶、干酪磨碎机、跑步机和整枝剪。而毛绒玩具区则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长毛绒小狗、圣诞老人、芭比娃娃、史努比、会发出响尾蛇声音的蛋以及风筝、气球和充气筏。 

全世界大约70%的圣诞装饰品和其它物品来自无神论的中国。圣诞节越来越离不开中国制造的商品，这点在义乌表现得非常明显。 

尽管圣诞节商品是义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该市场不只出售一种宗教的商品。圣诞树与印度教神像并排放在一起，教派的界限在这里变得模糊了。 

有一个摊位同时出售圣母、象头神和智慧女神的神像。摊主解释说，这些神像都是在义乌本地离市场几公里外的地方生产的。一座标准尺寸的宗教神像卖10到14元，但是，如果你成批买，价格可以商量。 

这个摊位设在旅游纪念品区，这层可以为世界上所有的礼品商店供货。这里摆着的“非洲雕刻”是河南生产的，装饰性的“香槟”瓶是广州生产的。 

作为全球化的典范，义乌市现在受到从西方世界吹来的保护主义之风的威胁。对中国操纵货币的指控以及提出要对中国出口商品实行贸易限额和征收进口关税的呼声，已经变成经常听到的话题。 

义乌的市长强调，廉价的中国出口商品使全世界的商家和消费者都获益。来到义乌市场的外国商人脸上都带着笑容，由此判断，市长的话也许是对的。

中国航天城向外国记者敞开大门

 第一眼看去,坐落在北京西北郊的“航天城”并不像太空时代技术实力的证明。但是,在这片外表朴实的白色建筑群里却在进行着全世界最尖端的太空计划之一。

在航天城正中是高度机密的北京航空航天指挥控制中心,也就是中国太空飞行测试的指挥决策中枢。印度国防部长普拉纳布·慕克吉今年5月底访华期间曾经到此短暂参观,那是中方旨在增强相互信任的重要举措。

按照常规,北京航空航天指挥控制中心是媒体的禁区。因此,为驻京外国记者组织的一次特殊参观给了他们了解中国太空事业进展程度的难得机会。自杨利伟2003年乘神舟五号飞船漫游太空之后,中国的航天事业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航天飞行控制大厅雄伟壮观,有两个走廊,让人联想起《阿波罗l3号》这种好莱坞大片。四块发光的分画面大屏幕占据着房间的主要位置。中间两块屏幕显示的是世界地图,跟踪飞行器发射后的抛物线。另外两块屏幕呈现出任何一个可能在轨道上的飞行器的内部情况。所有“神舟”飞船都由这个大厅跟踪控制,驻扎在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4艘“远望”号航天观测船起协助作用。

控制台上安装着一排排有五颜六色按钮的监视器,地面人员紧张观察着飞行器从起飞到着陆的全过程。这让人觉得有点不安,好像某个不听话的记者偶然碰到哪个按钮就可能把什么东西发射出去。幸运的是,所有记者都拿出了最好的表现,参观顺利结束,没出什么岔子。

中国呼吁在太空开发方面加强国际合作,并且坚持说,自身的计划都是以和平为目的的科学研究;但是,有些国家,特别是美国,仍然怀疑中国的太空能力背后有军事企图。

但不管美国如何怀疑,中国说已经按计划一步步接近目标:在2008年以前实现太空行走,20I2年以前在轨道上完成飞行器对接,在那之后不久建成载人空间站。

对发展太空事业雄心勃勃的并非中国一家。今后10年,中国的近邻印度和日本也都计划着太空探测方面的大动作。显然,未来的太空探测不会再局限于目前几个在太空领域占据优势的国家。在60年代的太空竞赛中,有人曾问美国火箭科学家凡纳·冯·布劳恩在月球上会发现什么,布劳恩回答:“苏联人。”

今天,他的回答大概会是:“中国人,印度人和日本人。”

看到的大概会是印度人的。。。。。。。。。。尸�

不知楼上所�

优点片面 �

哥儿几个应该备有充气千斤顶'充气机,我这儿有,本公司生产直销国内国外,质量绝对过关,有需者请与我联系010-81730277.

顶~~~希望多发�

顶下，对了解印度还是很有帮助

楼上,她是驻华印度记者,她写的文章是发到印度给印度人看的,是让印度人了解中国的.

我靠，写了那么多要发表的时候验证码错了，倒霉。写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