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学课本中，我们总能读到这样的内容，旧中国的工人备受压迫、一无所有。
例一：夏衍《包身工》一文描述了旧中国的包身工，她们过的是“猪一般的生活”，像泥土一般地被践踏。即使衰弱到不能走路还被用鞭子抽着去工作，直到累得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像弓一般的弯，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包身工们每分钟都有死的可能，“直到被榨完残留在皮骨里的最后的一滴血汗为止。”这样直观的描述揪住了许多人的心，所以一提到旧中国的工人，不由自主的会想到他们的痛苦。（《高中语文》必修一第44页，人民教育出版社。）
例二：毛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旧中国的工人也有深刻的分析，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尤其是码头搬运夫和人力车夫、粪夫清道夫等都市苦力工人，他们除了双手外，是一无所有的。
例三：苦力工人的生活就更别提了，他们住的地方就是一个草棚，二十几个人睡在一起，挤得“像豆腐干那样紧”，疾病很容易传染，当时一起住的四十多个人工人一次就病死了七八个。生存条件的恶劣使他们身体瘦得像根柴，面孔常常带着菜黄色，头发长到二三寸，从破裤的空隙里还可看到污秽堆积的皮屑。（《新华日报》1944年5月19日第4版）夏衍对工人的住宿条件也有描述，他提到包身工人的工房，“像鸽笼一般，每边八排，每排五户，一共是八十户一楼一底的房屋，每间工房的楼上楼下，平均住宿三十多个人”
初读起来，旧中国劳动者的生活的确苦难重重，难以过活，但不会有太多人意识到，教科书在提及这段历史时概念模糊，在旧中国，所有的工人都生活在苦难中吗？但是，透过在民国时期做过苦力的当事人的口述，我们听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民国底层工人生活。
“那时候想在码头上下力不容易呐”例一：据民国时期做苦力工人的当事人回忆：“那时候想在码头上下力不那么容易呐，要先找一个可靠的人做担保”，还要一次**纳“租轮子”钱（2元左右），“下河钱”（2元左右，交纳下河钱之后才能在码头上干活），自己购买简易工具如箩筐、扁担等。一旦成为码头工人，就有了固定下力的权利，也就有了收入的保障，那时候重庆各码头基本上每天都有活儿干，所以在码头工作后不久，他就将向亲戚借的7元本钱还上了。
码头工钱能养家例二：当时他家有七口人，生活是非常艰辛的，因为“家人等着我的工钱吃饭”，所以只要是苦力活，他都去做，比如帮人抬滑竿、埋死人等。虽然那时候收入时好时坏，但工钱还是够家人温饱。据老人回忆，他给有名的 “傻儿师长”范绍增抬过滑竿，一趟五角，一天就赚了2元。因为当时物价低廉，米价才几分钱一斤，2元钱相当于他们家一年的租房钱，可见这对他来说是笔不小的财富，让他至今记忆犹新。但是情形坏的时候也不少，有时候没有“活路”干时，一家人就只好就着野菜喝粥，饿着肚子直到找到新的活儿干。据调查，重庆市四口之家的最低生活费1937年上半年平均每月是23.7元 ，而1937年码头工人的月薪平均是27.25元，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最底层的苦力工人是能养家的。（社会部统计处编：《社会调查与统计》第3号， 1943年10月，第75—77页。
“娃儿能读到什么时候就让他们读”例三： 在普通人印象中，上学对苦力工人家庭来讲应该是件奢侈的事儿，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老人回忆，他们家的小孩到了上学的年纪，也都去上学了，甚至“娃儿能读到什么时候就让他们读”，他们家的五个小孩基本上都上过小学。可见教育开支所占比例不大。此外，老人还提到当时重庆各码头上都有善堂，由当地士绅所办，主要负责提供一些免费**，施粥施米、赈济衣物，还为赤贫家庭提供帮助，如资助子女上学、提供死后的安葬费等。（被访者：张国成1908年出生，1928年开始在重庆龙门下浩码头做苦力工人，现居杨家坪正街9号二单元3—3）
30年代工人收入尚佳 包身工能住廉租房例三：上个世纪30年代武汉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平均15元。大多数是女工的第一、裕华、震寰三大纱厂，工人1.5万，工资平均20元。1930年到1936年间，上海16个工业行业中，工人月实际收入最高的前三位，最高的月实际收入可达40元以上。工人收入如此，那么工人的居住条件呢？有调查统计，当时上海的工人租房主要分为三种：租住工厂的工房、租客栈的铺位，以及自己租房子住。在所调查的97家纺织企业中，就有62家给所有工人提供住房，有8家给工人提供一部分住房。公司职员租住的工房条件比较好，甚至有的公司为职工建造了职工公寓。比如由广东中山籍华侨刘锡基开的“新新百货公司”，单身职工可申请免费住公司宿舍。宿舍还有图书馆、食堂、运动场等设施。而最为最底层的包身工的情况则属于第一种，他们基本以租住工房为主。当时，上海租界工部局对一个纺织厂的60幢工房进行了调查，1935年平均每幢住2.73户，15.32人，正好和《包身工》写作是同一年，而《包身工》中提到的每幢房子要住“三十二三个”，整整夸大了两倍。 （沈彬 《从“包身工”谈旧中国的廉租房》，《南方都市报》2011年8月28日AA29版）
例一：夏衍《包身工》一文描述了旧中国的包身工，她们过的是“猪一般的生活”，像泥土一般地被践踏。即使衰弱到不能走路还被用鞭子抽着去工作，直到累得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像弓一般的弯，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包身工们每分钟都有死的可能，“直到被榨完残留在皮骨里的最后的一滴血汗为止。”这样直观的描述揪住了许多人的心，所以一提到旧中国的工人，不由自主的会想到他们的痛苦。（《高中语文》必修一第44页，人民教育出版社。）
例二：毛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旧中国的工人也有深刻的分析，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尤其是码头搬运夫和人力车夫、粪夫清道夫等都市苦力工人，他们除了双手外，是一无所有的。
例三：苦力工人的生活就更别提了，他们住的地方就是一个草棚，二十几个人睡在一起，挤得“像豆腐干那样紧”，疾病很容易传染，当时一起住的四十多个人工人一次就病死了七八个。生存条件的恶劣使他们身体瘦得像根柴，面孔常常带着菜黄色，头发长到二三寸，从破裤的空隙里还可看到污秽堆积的皮屑。（《新华日报》1944年5月19日第4版）夏衍对工人的住宿条件也有描述，他提到包身工人的工房，“像鸽笼一般，每边八排，每排五户，一共是八十户一楼一底的房屋，每间工房的楼上楼下，平均住宿三十多个人”
初读起来，旧中国劳动者的生活的确苦难重重，难以过活，但不会有太多人意识到，教科书在提及这段历史时概念模糊，在旧中国，所有的工人都生活在苦难中吗？但是，透过在民国时期做过苦力的当事人的口述，我们听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民国底层工人生活。
“那时候想在码头上下力不容易呐”例一：据民国时期做苦力工人的当事人回忆：“那时候想在码头上下力不那么容易呐，要先找一个可靠的人做担保”，还要一次**纳“租轮子”钱（2元左右），“下河钱”（2元左右，交纳下河钱之后才能在码头上干活），自己购买简易工具如箩筐、扁担等。一旦成为码头工人，就有了固定下力的权利，也就有了收入的保障，那时候重庆各码头基本上每天都有活儿干，所以在码头工作后不久，他就将向亲戚借的7元本钱还上了。
码头工钱能养家例二：当时他家有七口人，生活是非常艰辛的，因为“家人等着我的工钱吃饭”，所以只要是苦力活，他都去做，比如帮人抬滑竿、埋死人等。虽然那时候收入时好时坏，但工钱还是够家人温饱。据老人回忆，他给有名的 “傻儿师长”范绍增抬过滑竿，一趟五角，一天就赚了2元。因为当时物价低廉，米价才几分钱一斤，2元钱相当于他们家一年的租房钱，可见这对他来说是笔不小的财富，让他至今记忆犹新。但是情形坏的时候也不少，有时候没有“活路”干时，一家人就只好就着野菜喝粥，饿着肚子直到找到新的活儿干。据调查，重庆市四口之家的最低生活费1937年上半年平均每月是23.7元 ，而1937年码头工人的月薪平均是27.25元，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最底层的苦力工人是能养家的。（社会部统计处编：《社会调查与统计》第3号， 1943年10月，第75—77页。
“娃儿能读到什么时候就让他们读”例三： 在普通人印象中，上学对苦力工人家庭来讲应该是件奢侈的事儿，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老人回忆，他们家的小孩到了上学的年纪，也都去上学了，甚至“娃儿能读到什么时候就让他们读”，他们家的五个小孩基本上都上过小学。可见教育开支所占比例不大。此外，老人还提到当时重庆各码头上都有善堂，由当地士绅所办，主要负责提供一些免费**，施粥施米、赈济衣物，还为赤贫家庭提供帮助，如资助子女上学、提供死后的安葬费等。（被访者：张国成1908年出生，1928年开始在重庆龙门下浩码头做苦力工人，现居杨家坪正街9号二单元3—3）
30年代工人收入尚佳 包身工能住廉租房例三：上个世纪30年代武汉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平均15元。大多数是女工的第一、裕华、震寰三大纱厂，工人1.5万，工资平均20元。1930年到1936年间，上海16个工业行业中，工人月实际收入最高的前三位，最高的月实际收入可达40元以上。工人收入如此，那么工人的居住条件呢？有调查统计，当时上海的工人租房主要分为三种：租住工厂的工房、租客栈的铺位，以及自己租房子住。在所调查的97家纺织企业中，就有62家给所有工人提供住房，有8家给工人提供一部分住房。公司职员租住的工房条件比较好，甚至有的公司为职工建造了职工公寓。比如由广东中山籍华侨刘锡基开的“新新百货公司”，单身职工可申请免费住公司宿舍。宿舍还有图书馆、食堂、运动场等设施。而最为最底层的包身工的情况则属于第一种，他们基本以租住工房为主。当时，上海租界工部局对一个纺织厂的60幢工房进行了调查，1935年平均每幢住2.73户，15.32人，正好和《包身工》写作是同一年，而《包身工》中提到的每幢房子要住“三十二三个”，整整夸大了两倍。 （沈彬 《从“包身工”谈旧中国的廉租房》，《南方都市报》2011年8月28日AA2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