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许多隐蔽而又随处可见的角落里，**易以一种不可思议的低成本在规模运作。严厉的刑罚和运动式打击，并没有让“十元店”消失，疾病、暴力犯罪等问题，在阴暗的角落里滋长……（2012年04月28日 华声在线）
　　体型发胖、48岁的吴献芳将白发染黑，租下了小旅社里一间黑魆魆没窗户、更像潮湿洞穴的地下室，整天或躺、或坐在占去了一半面积的单人席梦思床上等特客人。


　　为了保证客源，这里的“性工作者”大多不用安全套——何况这玩意还可能成为卖淫嫖娼的证据。吴献芳有时用，有时不用，用她的话说，“有病没病看得出来的”，她这套朴素的检测标准是：外表干净的应该没病，衣服破的旧的一定要防范。
　　五六年过去，吴献芳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营业时间”从早上8点持续到晚上9点半，除了逢事回家，全年无休。久而久之疲沓了，感觉干这档子事“跟下地种田一样”。


　　吴献芳出生在贵州一个偏远山坳里，方圆只有9户人家。女娃子没书读，她至今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得。后来结婚生子，老公又赌又嫖还打人，她伤透了，拖着两个儿子走了——没离婚，反正结婚证也没领过。
　　在异地他乡，她喂过猪，进过编织袋厂，还上工地，把石灰浆从一楼扛到四楼，每个月挣百来块，怎么都喂不饱两个儿子的口。难捱的时候她想过：实在活不下去就投江，带儿子一起死。


　　就这么扛到了三十来岁。有天一女老乡来找吴献芳说：“跟我走，保你挣大钱。”于是，吴献芳被带到广西这个风尘仆仆的小县城里。直到被扔进小旅社，她才明白是干这个来了。
　　吴献芳开始还不肯，也不跟人说话，闷房间呆了一个星期。正愁住宿费和车费无着落之际，来了一个乡干部，肯为她出60块“高价”，天天来，单守她。第三天，吴献芳从了。


　　这是一群来自农村的传统而贫困的女人，认为自己“走投无路”，几乎是她们共同的烙印。命运如一杆闷棍：家庭暴力、死老公、坐牢……家庭压力排山倒海而来：小孩子上学要钱，农村盖房子要钱，家里人生病住院也要钱。没有学历、技术、年龄限制，这个几乎零门槛的“工种”接纳了她们。


　　事实上，除去吃饭和房租，“十元店”的性工作者一个月也挣不来多少，还会有一种无时不在的风险：扫黄——会让她们一无所有。吴献芳被扫过两回，每每都是赶紧交钱赎身，头一回600块，第二次3000元，“怕儿子打不通电话，要担心”，就当是两个月的活都白干了。她也想不再干了……“8月份媳妇家的母猪要下崽，她就要回去喂猪，再不回来了。”


　　行文至此，不由想起了周总理生前的答记者问。某次，当有外国记者问“社会主义中国有没有妓女时”时，周总理没打迟疑地说，“有！台湾有！”立即赢得记者们响亮掌声。是啊！随着新中国建立，如卖淫、高利贷等恶魔很快消失了，但后来又是谁让它们死灰复燃了呢？以贱价卖身的农妇“十元店”，又是在打谁的脸呢？


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