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的出新业绩，本不能斤斤于个中技法，而在于高人一头的想法和能改变固有的潮流。
同一时代倘使出现两个出新的艺术家，则总是以异向或反向探求和发挥为根本特征。如果以浙派与邓石如的印风作一比较，足以看出端倪。浙派入印多缪篆，邓则多用小篆；浙派尚方，邓则多用圆；浙派用切，邓则多用冲；浙派求工稳，邓则多求瑰灿；浙派重内敛，邓则多外拓。篆刻艺术的审美往往以平和工稳为起点而引申，从这个意义上讲，邓石如较之浙派，对后世更多举一反三的借鉴生发价值。
吴让之的师邓石如而出新处，首先表现在配篆上，他深获展蹙穿插的妙理，蹙以求其结密，展以求其婀娜，穿插求其呼应，使一印多字，顾盼生姿，浑然天成，此法曾为后之吴昌硕扩而大之。其次是表现在用刀的技法上，前人用刀似有定法，切刀者运刀刃，冲刀者运锋角，偶有披刀者运刀背，且三种刀法，用者始终是恪守一法至终老。吴让之用刀的高明处在于三法兼用并施。换言之，即刀用三面——锋角、刀刃、刀背。用锋角求其坚挺；用刀刃求其苍莽；用刀背浅刻披石求其浑脱。因此，他精湛而随意的用刀给镌刻后的点画以内涵丰富、百看不厌的生命力，似“屋漏痕”，如“折钗股”。故后之宗邓者大抵以吴为师，与此是大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