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读之书（旅行的契机）
少年时的诗歌启蒙，除了李白，或许就是从杜甫开始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些耳熟能详的杜甫诗句或许从我们开始记事起就印在脑海里了。这是一种人文基因，印刻在了这个唐诗宋词的国度里。适当的时候，遥远的记忆又会渐渐泛起，仿佛又回到了少年时代。在杜甫诞辰1300周年之际，我再次翻开了那本尘封已久的《杜甫诗集》和冯至的《杜甫传》……
从712到2012，杜甫和他的时代已经整整远离我们1300个年头，他的诗歌仍在被人不断传诵，他的名字仍在不断被人提起。关于杜甫的评价，在这里或许已经没有必要再赘述了。“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诗史”、“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如此等等我们已经再熟悉过了，甚至这些评价已经作为杜甫的一种标签，总是伴随着他的诗歌一起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因此，在通常情况下，杜诗除了本身关于格律方面的价值外，对于杜甫评价是以关心国家社稷和百姓疾苦的爱国主义诗人作为价值基点的。
但我想杜甫的价值或意义应该远远不止于此。
在读杜甫的诗和相关传记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杜甫的大部分诗歌是在旅行途中或者漂泊路上写就的。青年时期的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才华横溢的同时酷爱现在意义上的“旅行”，三十五岁之前，诗人一直过着“裘马轻狂”般的旅行生活。从吴越到齐赵，再到梁宋，一路访山问道，寻踪古迹，从二十岁到三十五岁，从东海之滨到泰山之麓，时间和空间上的跨度叠加，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壮游”。“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这种气吞山河的气概想必只有跋涉与千山万水之间的旅人才可能拥有的豪迈。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杜甫完全可以算作一位唐代的“行知客”，早年三次长时间的漫游，领略大好河山、开阔胸怀的同时，树立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报国忧民的伟大志向。由此完全可以想象行走或者旅行对于一位诗人成长的意义。其实纵观整个唐朝，类似于杜甫早年漫游的经历，在那个意气风发、血脉喷张的时代，完全可以算作一种社会风尚。杜甫如此，李白亦如此。因为旅行，诗人们自身的人格得到升华；因为旅行，中国文学史拥有了另外一篇灿烂的篇章。
如果说青年时期的行走是“仗剑走天涯”的浪漫旅程，那么中老年时期则是在时代悲剧大背景下的无助漂泊，“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杜甫曾经用沙鸥比喻自己的心路历程。杜诗的总体风格通常用“沉郁顿挫”来形容，这种风格和他中晚年的漂泊经历是密切相关的。旅行和漂泊，两种截然相反行为方式和心情，有一点却是相通的，那就是永远在路上，通过“行”而获“知”。很难想象，假如杜甫一路仕途顺畅，他在诗歌上的成就能否达到现有的程度？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就连杜甫自己也说“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最好的诗人在路上。
通过重读杜甫的诗歌和有关传记，我试图用旅行者和漂泊者的角度去解读诗圣杜甫，并发现隐藏在传统保守儒家外衣下诗人的另一种气质。这种气质可以是浪漫，也可以是豪迈。有时这种隐藏在杜甫深处的豪迈丝毫不逊于李白。如果说关于诗人的价值和意义可以从多方面解读，那么纪念或缅怀的方式也可以是多种。朗诵杜诗可以作为纪念缅怀是人的一种方式，重走杜甫走过的路同样也是一种方式。在诗圣诞辰1300周年之际，带上一本杜诗集，怀揣一份敬仰的心情，踏上诗圣曾经的路途，重温他的心路历程，是非常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