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专制国王的有限战争
一、三十年战争与意大利雇佣兵长
　　 专制国王的时代是从宗教战争的废墟中产生出来的。宗教战争到三十年战争（1618-1648）时期达到了顶峰。三十年战争的后半段，是由招收的雇佣兵进行残酷斗争，而且往往还有饥民伴随在一起。 [ 作者注：金德里《三十年战争史》第二卷第324页提到，有一支三万八千人的军队，却有十二万七千名妇孺和随营者尾随着。 ] 10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这种无政府的混乱状态。这时，中部欧洲已经成为废墟。据说，死亡人数达到八百万，其中还不算在 战斗中被杀死的三十五万。在图林根的一个区里，十九个村庄的一千七百一十七栋房屋，只有六百二十七栋幸存下来；在波希米亚的三万五千个村庄中，战后还有人 居住的不过六千个，其人口也从二百万减少到七十万。战争期间，人类相食的现象已不足为奇。迷信之风盛行一时。据说，在1625年到1628年之间，维尔茨 堡的主教就以巫术的罪名活活烧死了九千人。1640年到1641年，在奈塞地区的西里西亚公国，烧死了一千人。
　　 在这场战争中，令人震惊的残酷野蛮风气，与十五世纪在意大利流行的仁道战争之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佛罗伦萨、米兰和其他公爵的公国里，诸侯间的斗争是 依靠受过高度训练的职业雇佣兵来进行的。雇佣兵由雇佣兵长负责招募和率领。他们都是为了金钱来打仗的。他们可以在今年出卖给这个王子，而在明年，又转向对 方，为另一个王子服务。对他们来说，战争既是一种生意，也是一门手艺。所以，在这样的战争中，勒索俘虏的赎金比杀死雇主的敌人更为有利可图。既然战争是他 们的职业，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拖延一场战争就比结束一场战争显然更有利些。正如史学家裘克拉迪尼写的那样：“他们会把整个夏季时间都用来围攻一个要塞， 这样就可以使战争无限地延长。当战役结束时，很少有人丧生，甚至毫无牺牲。” [ 作者注：引自《剑桥中古史》，第8卷第656页。 ] 十五世纪末，那些著名的军人，如帕罗.费里提和柯仑就曾宣称说：“要想赢得战争，靠的是思考和计谋，而不是实际的冲杀。” [ 作者注：转引自F.L.泰勒的《意大利的战争艺术》（1921 ），第11页。 ]
　　 关于这些军人，阿曼爵士这样写道：
　　 “把指导战争的权力下放到伟大的雇佣兵长手中，让他们去执行，其后果往往是使战争变成一种巧妙的演习，或者象是进行—盘棋赛。作战的目的，只是想把敌人引 人死角，然后将他们俘虏，而不是同他们进行一系列成本高昂的战斗。甚至可以对那些雇佣兵长提出怀疑，他们象是不忠实的拳师，有时会事先同对手达成协议，故 意把战斗打成平局。即使发生战斗，往往也是一种并不流血的活动。……马奇维里曾经引证事实，说是在某次会战中，被杀死的人不过两、三个，而被俘虏的人却有 好几百。” [ 作者注：《剑桥近代史》，第8卷第656页。 ]
　　 在这些雇佣兵与雇佣兵进行的战斗中，外交上的一种新概念开始产生了。军人的“强权”与公民的“公理”的区别也开始出现。因此，对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早期的外交家和法理家来说，意大利可以作为一个实验室。
二、法理学家与战争的限制
　　 最著名的一位法理学家是格劳秀斯（1583——1645）。三十年战争期间，他写了一本国际法教科书，即《战争与和平法》。该书攻击了国际的无政府状况， 指责了无限战争的破坏性。同时，他也提出建议，认为在战斗、征服和榨取敌国时，包括对付敌国的平民百姓等等，都应当采取温和而有节制的态度。在三十年战争 结束之后，托马斯·霍布斯（1588一1679）在他的《利维坦》一书中写道：“每个人在他还有希望达到目的时，都应该尽量致力于和平；只有不可能达到和 

平目的时，他才可以寻求和利用其他的手段，包括使用战争的手段。这是由理性所产生的一种律令，或者称为一股规则。”第一条，是谋求和保持和平，他称之为自 然的基本法则；第二条，当然是进行自卫，他称之为自然权力的放弃。 [ 作者注：《利维坦》，第1部分第14章。 ]
　　 无论是霍布斯，还是格劳秀斯，或是十七、十八世纪的法理学家，都没有人认为应该禁止战争。他们很明智地排斥了乌托邦主义存在的可能性，但是主张，战争中的暴力和破坏性行为，应该有所节制。E.伏泰尔（1714-1767） [ 投笔从戎注：今译瓦特尔(Vattel)。 ] 讨论了节制的要求，并且在他的《万国公法》一书中作了详细的阐述。该书于1758年在纳沙泰尔出版。伏泰尔在书中提出了这样—个问 题：因为所有的交战国都认为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那么他们之间谁是法官呢？他的回答是：因为没有法官，所以要制定调节战争的规则。这种规则，他称之为“国 家之间的志愿性法律。”
　　 伏泰尔写道：“这个法律的第一条，双方都承认存在着一种正规战争。如果人们希望在这种武装的暴力行为中也有秩序或规则。那就是要确立一条限制战争产生灾难 的界限，并且要使和平得以归来的大门永远敞开。这一条是绝对必要的。要想指出任何其他的指导原则，那就不可能了，因为国家不承认有高于它的法官。
　　 所以，决定战争行为的合法性以及战争效果的权利，从外部来看，从人类之间的关系来看，都不是依赖战争理由的正义性，而是战争手段的合法性，——这既是说，一切都应该符合于正规战争的要求。” [ 作者注：《万国公法》（约瑟夫·奇蒂翻译，1834年英文版），第381-382页。 ]
　　 关于战争中所应用的正当方法，他又谈到：
　　 “任何施加于敌人的不必要的伤害，任何不能带来胜利以及不能促使战争结束的敌对行为，都是受自然法律指责的放纵行为。
　　 但是，这种放纵行为有时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从某种程度来说，国与国之间，要有相当的忍耐。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为使战争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就需要准 确地决定进行战争的时间会有多久。即使有可能对这一点作出准确判断，国家仍然不会承认，因为她对每一种指导的形式都要进行判断，她要继续完成许多的职责。 如果你为指责战争中过分残暴的指控打开了大门，那也只能增添抱怨的次数，而且也会影响对峙的双方，使他们在思想上增加敌意，并使新的创伤不断出现。只有一 个被彻底摧毁，宝剑才会插入剑鞘。所以，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应该提出一个共同的规则。这种规则应该不受环境的限制，切实可靠，而且容易应用。当然，这些规 则不应该教育人们用绝对观念去观察事情，如果那样就与我们的描述不符合了。” [ 作者注：《万国公法》第369页 ]
　　 所以，“节制”是一个关键。应该不使什么东西得以阻碍和平的恢复。关于这一点，伏泰尔说：
　　 “一个和平条约只不过是一种折衷的结果。如果人们在战争中坚决遵守严格而刻板的正义规则，双方都固执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并且互不让步，那么，他们就不可能 签订和约。涉及引起战争的问题，当然需要有一方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要责备自己有过不公正的要求。关于这一点，除非已被逼到最后的绝境，不然是很难做到 的。如果有一方承认他的事业是非正义的，那么，他就必须同时谴责为支持这一事业而进行的每一个行动。同时，要归还掠夺来的一切，赔偿战争的费用，并且补偿 损失。于是就产生另外的问题：对于所有的损失，如何形成一个正确的估计？对于流血事件，大批公民的伤亡，以及家庭的毁灭，又该付出什么代价？当然还不只是 这些。遵守严格的正义规则，就要求使非正义战争的始作俑者受到相应的惩罚，并保证曾经遭受他的进攻的人们在未来得到安全。……即使是正义的一方，他也会越 

出合理自卫的范围，而在进行战争的过程中，因不适当的过分行为而致罪，尽管这一方的战争目的在最初是合法的。他也许有许多冤屈，不过严格的正义规则将要求 补偿他们。他可能征服了一片土地，并且夺得了超过他所受损失的价值的战利品。但是，有谁能准确地计算和正确地估计这个呢？……继续进行战争，直到一方完全 毁灭为止，这是令人不安的。而且，如同从事某种事业，我们最终还是要把自己的思想转向和平的恢复，因此，应该指引我们所有的措施去达到有益的目的。但是， 这里没有其他的权宜之计，只能考虑双方的要求和彼此都不满的折中方案，并且通过实际上平等、公正的会议，来结束所有的争议。这是容许的。在这样的会议上， 对于战争的最初起因，对于那些会引起各种敌意举动的争吵，可以不作任何决议，也不要指责哪一方是非正义的——没有人会屈从这一指责——只需要形成一个简明 的协议，决定在所有权利废除之际，每一方将接受什么样的同等条件。” [ 作者注：《万国公法》第369页 ]
　　 更进一步地说，因为“和平条约的作用是要结束战争，消除战争中的争议” [ 作者注：《万国公法》，第437一8页。 ] 所以，“如果一个不公正的、贪婪的征服者征服了一个国家，并且迫使这个国家接受无情的、屈辱的、难以容忍的条件，那就需要迫使她屈 从，但是，这种外表的平静不是和平。在这里面蕴藏着一种反抗力量，当被征服的国家忍受到一定程度时，她就会起来，以斗争的手段摆脱这种屈辱的和约” [ 作者注：《万国公法》，第438页。 ]
三、专制国王的军队
　　 不管法理学家们提出过什么建议，如果不是因为宗教改革而使罗马教皇的权威严重削弱的话，这些建议都是毫无意义的。在此之前，“神权国王”被当作是他那王国 里为世俗崇奉的上帝的可信赖的代理人。在此之后，就新教的国家来说，为了宗教的目的还是如此，但是在天主教国家里，最高统治者已不认为大主教举行的加冕典 礼与其他的圣职仪式有什么不同。1661年，路易十四世登基，并亲自接管了法国的统治权。他接收了一个专制帝王应有的权力与权利。他的理论是“王权神 授”。 [ 作者注：《万国公法》，第445页。 ] 作为上帝的代理人，他具有一种神明，而且，他和他的宫庭都成了欧洲大陆诸王国的楷模。简单地说，法国在政治上又回到了意大利专制君主式的统治形式。
　　 然而，在十五世纪的暴君和十七、十八世纪的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是军事性的。暴君的权力植根于职业性雇佣兵的基础之上，而国王的权力 则建立在职业的常备军的基础之上。尽管常备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法国查理七世的时代（1445一1448年），但是直到1643年，当大孔德在罗克洛打败西 班牙的旧式陆军以后，法国的陆军（不久被劳弗斯改组）才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所有常备军的典范。与早期的类型不同，这些新的常备军永久性地保持着战斗准备， 而且只接受其最高统治者的命令。奥本海姆在他所著的《国际法》一书中写道：
　　 “若不是常备军制度的建立，那么战争的法律和惯例的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若没有纪律，战争行为的人道也将是不可能的；……但是没有他们（常备军），军人与平民之间也就不会出现重大的差别。” [ 作者注：《国际法》第四版（1926），第2卷136页。 ]
　　 军人从市民中分离出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后者在三十年战争中遭受到野蛮的恐怖。此外，中部欧洲的每一个国家，都在人口、资源和财富等方面遭受了极巨大的消耗。这就使新的常备军不得不在规模上受到限制。交通和农业的不发达，也限制了大规模兵力地成长。 [ 作者注：萨克斯元帅认为，一支军队理想的规模是46000-34000步兵和12000骑兵，加上炮兵，大约50000人。 

未完，不要插楼

] “在指挥当中，只用一个坏的将军，倒能顶上两个好的将军，”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1卷第9105号。 ] 直到今天还象是它们第一次流行时那样正确有效。
　　 从拿破仑关于“指挥才能”与“军事才能”的言谈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对将军和士兵的期望是什么。
　　 关于第一条，他说过：“一个将军不可缺少的品质是刚毅。”“一个将军不应该对情况画图画；他的情报要象望远镜的镜头那样清晰。”“一个通过别人的眼睛看事 物的人，永远不能合理地指挥一支军队。”“战争中的成功要靠慧眼，并在战斗中寻找心理性的时机。在奥斯特利茨会战中，我要是提前六小时发起进攻，我就会失 败。”“意志、性格和胆量，使得我所以成为我。”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22卷第18041号。 ] 相反地，“一支由驯鹿统帅的狮军，决不可能再是狮军。”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7卷第4855号。 ]
　　 关于士兵，他总是刺激他们的虚荣心，增强他们的信心，从而减轻他们的恐惧。他要利用这种信心，把一个小心谨慎的动物变成一名勇士，并使这个人愿意为他通常 所不理解的理由去牺牲自己的生命。他说：“把自己的生命看得高于民族的荣誉和同志们的尊敬的人，根本上就不应当成为法兰西陆军中的一员。” [ 作者注：拉斯卡斯：《圣赫勒拿岛的回忆》，（1823年法文版，第6卷第85页） ] 他对士兵提出要求，但不是靠收买。他说：“勇敢，是金钱买不到的。”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2卷第10329号。 ] 相反，他鼓励士兵们富有荣誉感，“在战火之中，我骑着马来到队伍前，高声喊着：‘举起你们的军旗吧！这个时刻终于来到了！’只要这样一呼喊，法国士兵们就会立即行动。”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7卷第14288号。 ] 他还说：“32旅始终是对我效忠的，因为我在罗那托之后，就已写过：‘有32旅在那里，我就感到放了心。’语言对于人们的威力往往 是令人吃惊的。”“在意大利，我们通常都是一对三，但是人们对我具有信心。所以，决定胜利的力量是精神，而不是数量。”“不是部队的数量给军队带来了力 量，而是忠诚和豪气给军队增添了斗志。”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29卷第107页。 ] 他深信，官兵之间的私人接触，是成功地进行领导的一个秘密。在他的一个每日命令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一句话：“一个营的指挥官，只 有当他熟悉了一切细节之后才能休息；在指挥作战六个月以后，他应该了解营中所有官兵的姓名和能力。”拿破仑还深切关怀手下人的健康状况。他曾写道：“疾病 是最危险敌人。”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0卷第8832号。 ] “宁可打一场流血很多的战斗，也不要把部队安置在不卫生的地方。”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30卷第176页。 ]
　　 关于一般人员，他说：“如果勇敢是士兵的第一品德，那么，忍耐则是第二。”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卷第925号。 ] 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时，蒙索朗夫人曾经问他，哪一种部队是最好的部队？“夫人”，他回答说：“能打胜仗的部队。”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9卷第7527号。 ]
　　 作为战役的设计者，拿破仑的成功是直接从他的独裁统治地位中产生的。独载统治使他有权对战争进行政治的和战略的指导。这种优势，再加上他专心致志和辛勤努 力，使他能够将自己的天才灌注到他的计划之中，有时，甚至超过了他的将领所能理解的范围。随着战争的延长，他的问题也日益变得复杂了，缺乏理解能力的部下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31卷第418页。 ]
　　 但是，与查理十二不同，他不是一个卤莽的将领。他说：“在一场战役开始时，一个人应该慎重考虑他是否应该前进。但是，当他决定实行进攻以后，就应该把它推进到最后极限为止。”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32卷第209页。 ] 他又说，一个人如果决定入侵某个国家，他就不能害怕发动攻击，而应该到处寻找敌人并与之战斗。
　　 拿破仑虽然没有发明追击，但是可以说，他使追击系统化了，因为他把追击与战斗融合在一起，成了他战术中的一部分。1805年10月17日，在乌尔姆战役 中，他曾派人给莫拉特送信：“我祝贺你已取得的胜利。但是不要休息，追击敌人，把你的剑刺在他的背上，并且要断绝一切交通。”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1卷第9386号。 ] 然而，持续的追击是作战中最困难的一种，所以他也只有四次是完全成功的。这就是1797年在里沃利；1805年在奥斯特利茨；1806年在耶拿；1809年在埃克缪尔。
　　 机动：
　　 科林写道：“在拿破仑战争中，迅速是一种必要的和基本的因素。”为了强调这一观点，他在《战争的变化》一书中引用了德富关于这一主题的论述：
　　 “运动是拿破仑战争的灵魂，正好象决定性会战构成它的工具一样。拿破仑使他的部队以一种有计划的速度进行运动……用速度来乘他们自己……以急行军来弥补数 量的不足。这些都是他挂在嘴边的格言。他说：‘行军就是战争’，‘战争的才能就是运动的才能’，‘善于运动的军队必能获得胜利。’” [ 作者注：《战争的变化》，（1912年英文版），第254页。 ]
　　 拿破仑的另外两种说法加强了这一观点。他说：“在战争的艺术之中，也象在力学中一样，时间是重量和力量之间的重要因素。”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8卷第14707号。 ] “在战争中，时间的损失是无可弥补的；对此提出的各种理由都是不妥的，因为拖延只能使行动失败。”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2卷第9997号。 ] 对于拿破仑来说，在这一点上却是不幸得很。属下将领的两次延误，使他在第一次输掉了一个会战（在莱比锡），而在第二次（在利尼），则使胜利失去了决定性的意义。另一方面，在乌尔姆战役中，他的部下却说：“皇帝发现了一种新的作战方法，他利用我们的腿来代替刺刀。”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1卷第9392号。 ]
　　 奇袭：
　　 除了在战场上出敌不意地集中自己的兵力以外，拿破仑实行的奇袭，很少是战术性的，几乎都是战略性的。其中著名的例证是：1800年的马伦戈交战，1805 年的乌尔姆战役，1806年的耶拿会战，滑铁卢战役的第一阶段，即利尼之战，也是如此。1814年1月7日，拿破仑写信给斯坦说：“战略是利用时间和空间 的艺术。我对于后者不如对前者那样珍惜。空间是可以重新得到的，而时间则永远失去了。”
　　 集中：
　　 为了进行决定性的战斗，拿破仑把一切的辅助性行为减到了最低限度，以便能集中最大可能的兵力。科林引用他的话说：“军队必须集结，而且必须把最大可能的兵力集中在战场之上。” [ 作者注：《战争的变化》，第243页。 ]
　　 这里，在“集结”与“集中”的字义之间，有一个重大的差异。1806年8月8日，拿破仑写信给那不勒斯国王，解释了前者。他在信中说：“部署兵力的艺术也 就是进行战争的艺术，应该用这样的方法部署你的兵力：即不管敌人采取什么行为，你都应能在几天之内把你的兵力**到一起。” 

在内，都不敢负责颁发一项极不重要的命令。” [ 作者注：《考兰柯特将军回忆录》，（1925年英文版），第1卷第155页。 ] 戴阿迪里本说：在1813年，参谋工作比前一年更加没有效率了。而且，“就整体来说，在这次战役中，整个军队成了一架太复杂而又不完善的机器，不能确立协作关系……大量的运动……所产生的困难，就是拿破仑集中其全部权威也难以克服。” [ 作者注：巴伦·戴阿迪里本：《1813年战局中的关系》，1817年法文版），第1卷第224页。 ]
　　 拿破仑的元帅们都没有指挥经历的磨炼，仅仅是服从命令而已。他们都是侍从者，不是领导者。有些人是诸侯王子，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所以得到提升，都是因为宫 庭、政治和个人的原因。拿破仑在失败后前往厄尔巴岛时，曾告诉考兰柯特说：他找到了自身的错误，就是在晚年时期过分重用了那些元帅。因为他们已经太富有 了，养尊处优，开始滋长厌倦战争的心理。按照他的说法，如果当时他能提拔一些好的师长，那么事情就会好办得多，因为他们刚要接触到元帅的权杖。 [ 作者注：巴伦·戴阿迪里本：《1813年战局中的关系》，第2卷第363页。 ]
　　 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主要还是他的指挥体系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人才的缺乏只是次要的。
　　 政策：
　　 拿破仑的主要对手，自始至终都是英国。英国通过资助大陆盟国的办法，一再地缔结同盟，用以对抗拿破仑。英法两国之间的斗争，不是正义与非正义之争，而是由 早期工业**中产生出来的两种生存价值的斗争。英国要想维持她的繁荣和权力，就得出口制成品；而法国要想繁荣，并以此来维护权力，也必须保护她的幼稚的工 业。正如梅特涅说的：“每个人都知道，英国不能放弃这个问题（海上贸易问题），因为对她来说，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 [ 作者注：《考兰柯特将军回忆录》，第2卷第10页。 ] 正是因为懂得这一点，拿破仑才发明了一个“大陆体系”，封闭了大陆的所有港口，禁止英国船只进入。这样一来，英国的贸易就会被压制，她的信用也会被损害。没有了贸易和信用，英国就不能组织敌人来反对拿破仑了。 [ 作者注：《考兰柯特将军回忆录》，第1卷第531页。 ]
　　 他说：“英国人的权力建筑在他们对其他民族实行专制的基础之上，而且只有凭借这个，才能维持此种权力。为什么要让他们专获此利呢？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不是也能得到这种利益吗？” [ 作者注：《考兰柯特将军回忆录》，第1卷第438页。 ] 他又说：“伦敦的商人对于欧洲的友好和利益是漠不关心的。他们为了投机事业，不惜牺牲欧洲的每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如果他们的债务不是那么巨大，也许他们会比较合理一些。为了偿还债务，维持信用，致使他们不得不如此。……” [ 作者注：《考兰柯特将军回忆录》，第1卷第424页。 ]
　　 在与英国的斗争中，他看出：“所有一切问题的基本解决方法，就是煽动这个世界，甚至每—个人” [ 作者注：《考兰柯特将军回忆录》，第1卷第529页。 ] 所以，正如他对考兰柯特所说的，英国人是他唯一的敌人，他只对付英国人。但是，“由于英国人的贸易遍布各地，他也不得不到处追逐他们。” [ 作者注：《考兰柯特将军回忆录》，第1卷第420页。 ] 他的大帝国思想就是从这种追逐中萌发出来的。“大陆体系”本来是用以毁灭英国的武器，现在却变成了实现新世界观念的一种工具。这也是对一个和谐统一的欧洲的憧憬。
　　 在圣赫勒拿岛时，他通过拉斯卡斯告诉世界，他的目标是联合各大民族，形成一个“邦联”。在这以前，由于受**和政策的影响，这些民族都是相互隔离的。这些 

克劳塞维茨的理论
一、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出生于马格德堡附近的布尔格城。1792年入普鲁士军队当士官生。他参加了1793—1794年的莱茵战 役，1801年进入柏林军官学校，尔后就在著名的冯·香霍斯特上校手下任职。1806年充当普鲁士奥古斯特亲王的副官，在耶拿会战中负伤被俘。1809 年，他帮助香霍斯特重新组织普鲁士陆军。1812年，俄国战役爆发时，他转入俄国军队中服役。在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的最后阶段，他参与了陶朗根公约的谈 判。这一公约导致了解放战争。在1813年的战局中，他被任命为沃尔莫登伯爵的参谋长，1816年又当提尔曼将军的参谋长。他参加了利尼和华弗里的战斗。 1831年在布雷斯劳死于霍乱。
　　 从这个简短的履历中可以看出，克劳塞维茨在他的军事生涯中从来没有担任过指挥职务，也许他不适于担任这种职务。从本质上来说，他是一个研究战争的学者。在 他死后，收集出版了他的著作，共有十卷，其中头三卷就是他的杰作《战争论》。他花费了十二年的时间来研究、编写这部书，但是未能完成，其中大部分都没有修 订。
　　 在他死后，人们找出了他的一些笔记材料。在一本注记着1827年7月10日的笔记中，以及在另一个没有日期，但很明显是在此后不久写的笔记中，他声明，只 有第一篇第一章是定稿，第二篇到第七篇还未修订，第八篇，也就是最后一篇，“仅仅是一个思路，粗略的线索。”他在第一本笔记中指出：在最后的修订中，他打 算描绘出他想象中的两种战争的明显区别。一种是有总体性目标的战争，也就是在战争中要彻底打倒敌人；另一种是只有有限目标的战争，例如重新调整国界。此 外，他想更进一步地强调，“战争只不过是国家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至于这部未完成也未校正的书，大体说来，是一大堆论文、备忘录和笔记集中在一起，没有固定的形式。它冗长、重复，充满了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而且在很多地 方都是自相矛盾和纠缠不清的。它并不是以拿破仑战争为研究基础，尽管有时人们认为如此。它是一种对战争的伪哲学性的研究，同时又带有一些有价值的常识性观 察。在克劳塞维茨生活的时代，哲学曾广泛流行，所以，他遵循康德的思想路线，假定了一种绝对战争形式的存在，认为所有一切军事行动，都应该朝这一方向去指 导。简单地说，在他的思想中，有一种战争顶点的理想观念，相当于康德的“事物之本”。不管他是不是这样想，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他把他的绝对战争概念作为一 种尺度，用它来衡量所有的军事行动。他不断地运用它，以致使度量标准完全陷于混乱。于是，他又不得不放弃这种尺度而迁就常识。《战争论》的读者一定要特别 记住这点，否则，他大概也会象克劳塞维茨本人那样感到迷惑，而且更糟的是，会被引入迷途。
　　 在这章的结尾，我们要说明的是，虽然克劳塞维茨有二十年参加拿破仑战争的亲身经历，但他对战争的理解仍然是模糊不清的。由于误解了拿破仑的进攻原则，他竟 把自己的绝对战争概念强加给了拿破仑，这样，不仅把他许多未来的弟子引人了歧途，而且对于二十世纪无限战争的广泛扩展，也负有大部分的间接责任。不过，从 另一方面说，他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的透彻分析，却是无人可以与之相比的，而在今天，这一分析的重要性，比它第一次阐述时更加重要。说也奇怪，在无限战争的 扩展中，对于这一点的缺乏了解，比对他的绝对战争概念缺乏了解，似乎是更重要的因素。
　　 因为这一点，也因为《战争论》中的大部分内容与较高的战争指导之间的距离相距遥远。而且，时至今日，它也已经过时了，所以，本章的目的只是对于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进行研究，并且只限于对克劳塞维茨时代以后的战争产生过影响的理论。
二、 什么是战争


　　 克劳塞维茨把战争比喻为“扩大了的搏斗”（第一卷第21页） [ 译者注：本书以下各节对于克劳塞维茨理论的引述，作者引自F.N.毛德上校1908年出版的英文修订本《战争论》。本译文均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1964年版《战争论》。 ] ，而且把战争与两个摔跤者之间的斗争相比较。从这点出发，他又指出，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第1卷第22 页）——暴力是手段，而“迫使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必然始终是战争行为的目标”。（第1卷第26—27页）暴力必须推进到“其最大限度”而且，“解除敌人 武装或打垮敌人……必然始终是战争行为的目标。”（第l卷第27页）。他嘲笑“不流血战争”的旧观念，说它“真是婆罗门教徒的事情”，并且认为“硬说缓和 因素属于战争哲学本身，那是不合情理的”（第1卷第24页）。所以，他又写道：“关于那些不经流血而获得胜利的统帅的一切，是我们不想听的。”（第1卷第 403页）
　　 暴力上的固执成了一种命令，已经把他的许多门徒引入迷途，他们都接受了他的绝对意识。尽管如此，当克劳塞维茨从他的哲学罗网中解脱出来后，他自己又解释 说，战争不是由“一种抽象”构成的，而是由“一种现实”构成的，“在军事艺术中，数学上所谓的绝对值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基础，……战争在人类各种活动中最近 似赌博”（第1卷第47页）。他又说：“军事艺术是同活的对象和精神力量打交道，因此，在任何地方都达不到绝对和肯定。战争中到处都有偶然性活动的天地， 无论是在大事还是小事中，它活动的天地都同样宽广”。（第1卷第48页）因此，“战争是充满危险的领域”，（第1卷第82页）“是充满不确实性的领域”， （第1卷第83页）也是“充满偶然性的领域。人类的任何活动都不象战争那样给偶然性这个不速之客留有这样广阔的活动天地。”（第1卷第84页）
　　 更进一步地说，“如果要坚持这种追求绝对的态度，不考虑一切困难，并且一定要按严格的逻辑公式，认为无论何时都必须准备应付极端，每一次都必须最大限度地 使用力量，那么这种作法无非是纸上谈兵，一点也不适用于现实世界”。（第1卷第29页）在现实世界中，“战争属于社会生活的领域。战争是一种巨大的利害关 系的冲突，这种冲突是用流血方式进行的，它与其他冲突不同之处也正在于此。”（第1卷第179页）但是，正如下节将谈到的，因为克劳塞维茨用“绝对战争” 这一概念来解释拿破仑战争，同时，在他的哲学思想中，也认为：战争是“服从本身内在的规律以外不受任何其他规律约束的那些力量的冲突。”（第1卷第28 页）他的许多追随者都完全地搞糊涂了，成了他的暴力神圣论的牺牲品。”
三、 绝对战争与现实战争
　　 这一节的主题是在第八篇第二章中讨论的。在第二章中，克劳塞维茨首先回顾了第八篇第一章，并且指出，虽然从哲学上来说，在战争中只有“打垮敌人”，而没有其他“现实”可言 [ 作 者注：关于这一问题，他在第三篇第十六章“军事行动中的间歇”中又说：“军事行动中的间歇严格说来是同战争的性质矛盾的，因为两支军队是敌对的因素，任何 一方必然在不停的消灭对方……但是，我们对两个摔跤者长久地扭在一起僵持不动的现象又做如何解释呢？”（第1卷第351页） ] 。但是几乎在任何地方，我们却发现做不到这一点。为什么呢？我们不需要重复克劳塞维茨的回答，因为根据常识，这回答是，当一方感到 厌烦了，他就会放弃战斗。但是，这对于有哲学头脑的克劳塞维茨来说，似乎是太简单了。他接着问道：既然如此，那么在现实中能找到战争的绝对概念吗？他的回 答是“能”，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已经亲眼看到出现了具有绝对战争形态的现实战争。”他又说，“在法国革命作了简短的前奏以后，毫无顾虑的拿破仑 

战争成为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三、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战争因此属于纯粹的理智行为。”
　　 “这三个方面中的第一个方面主要同人民有关，第二个方面主要同统帅和他的军队有关，第三个方面主要同政府有关。”（第1卷第54页）
　　 他又更进一步地说：
　　 “要使整个战争或者我们称之为战局的战争中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达到光辉的目标，就必须对较高的国家关系有远大的见解，在这里军事和政治就合而为一，统帅同时 也就成为政治家……但他仍应不失为一个统帅，他一方面要概括地了解一切政治关系，另一方面又要确切地知道用自己所掌握的手段能做些什么……在这个意义上 说，拿破仑说得很对，需要统帅作出的许多决定，就象需要牛顿和欧拉计算的数学难题一样。”（第1卷第109、110页）
　　 与克劳塞维茨的大战略概念有密切关系的，是他的重心理论。在敌人的组织中——军事、政治和社会等等——有一个点是能使敌人失败的，或者说，如果敌人失去了这个点，整个的国家权力结构就会崩溃。这是克劳塞维茨理论中最重要的一点，因为它控制着一切战争的大战略的目标。
　　 他说：“识别敌军的这种重心，判定它的影响范围，是战略判断的一项主要活动。”（第2卷第927页）后来在第三卷中，他又扩充了这一理论。
　　 “亚历山大、古斯达夫·阿道夫，查理十二和腓特烈大帝，他们的重心是他们的军队。假如他们的军队被粉碎了，那么他们也就完了。那些被国内的派别弄得四分五 裂的国家，它们的重心大多是首都。那些依赖强国的小国，它们的重心是同盟国的军队。在同盟中，重心是共同的利益。在民众武装中，重心是主要领导人和民众的 情绪。打击应该针对这些目标。”（第3卷第1196页）
　　 “法兰西帝国的重心是它的军队和巴黎，联军的目标应该是在一次或几次主力会战中打败法国军队和占领巴黎，把法军的残余部分赶过卢瓦尔河。法兰西王朝的心窝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之间。”（第3卷第1282页）
　　 对于一个反对同盟的战争，例如拿破仑与英国的冲突，克劳塞维茨也有他惊人的眼光。
　　 他说：“如果两个或更多的国家联合起来反对一个国家，那么从政治上看，它们所进行的是一个战争。……因此，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战 胜几个敌人中间的一个敌人而战胜其余的敌人，那么，打垮这一个敌人就必然是战争的目标，因为我们击中了这个敌人也就击中了整个战争的共同重心。”（第3卷 第1198页）
　　 拿破仑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由于他缺少海军，难以得到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不能直接打击英格兰，因此他才依赖他的“大陆体系”，想使英国破产，使它无力再组织联盟来反对他。
六、 战争原则
　　 当大战略的目标固定之后，下面要考虑的问题即是：什么原则支配战争的计划和它的执行呢？克劳塞维茨提出了两条。这两条，他认为是基础：
　　 “第一个主要原则是把敌人的力量归结为尽可能少的几个重心，如果可能，归结为一个重心；同时，把对这些重心的打击归结为尽可能少的几次主要行动，如果可能，归结为一次主要行动，最后，把所有的次要行动尽可能保持在从属的地位上。总之，第一个主要原则就是尽可能集中地行动。
　　 第二个主要原则是尽可能迅速地行动，也就是说，没有充分的理由就不要停顿，不要走弯路。”（第3卷第1242页）
　　 当把这些原则合并起来，它们很像拿破仑的一句格言：“在军事艺术中，就像在力学中一样，时间是重量与力量之间的重要因素。”
　　 除了这两条原则以外，克劳塞维茨还提出了一系列的一般原则。那是他从他的三个主要战争目标中演绎出来的，即为； 

　　 “（a）战胜并消灭敌人的军队；
　　 （b）夺取敌人无生命的作战力量；
　　 （C）争取舆论。”
　　 为了达到第一目的，就要把主要进攻永远指向敌军的主力，因为只有先打败了敌人的这部分军队，才能进行其他两项目标。为了夺取敌人无生命的力量，应该把进攻方向指向这些力量最集中的地方——大城市、要塞等等。至于谈到第三点，就是要“通过大的胜利和占领首都赢得舆论。”
　　 其次，克劳塞维茨认为，要达到上述各项目的，必须遵循以下这些原则：
　　 “1、尽最大的努力动员我们可以动员的一切力量。
　　 2、在将要进行主要进攻的地点上尽可能多地集中兵力。
　　 3、不丧失时间……我们行动迅速，就能使敌人的许多措施在其准备过程中就遭到破坏，就能首先得到舆论的支持……出敌不意……是导致胜利的最有效的因素。 [ 作者注：克劳塞维茨还说：“出敌不意是一切行动的基础，没有例外。”它“是取得优势的手段，但除此以外，就其精神效果来看，它还可以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因素。”而且，“秘密和迅速是出敌不意的两个因素。”（第1卷第279页） ]
　　 4、最后，……以最大的毅力来利用我们所取得的成果。只有对敌人进行追击才能获得胜利的果实。
　　 第一个原则是其他三个原则的基础……
　　 在贯彻这些原则时，作战的形式归根到底是无关紧要的。”（第3卷第1333—1336页）
　　 虽然人们常常提到战争原则，但是军事家们很少能给它下定义，虽然克劳塞维茨在他开始研究时就曾声明：“战争无非是扩大了的搏斗，”但很奇怪，他并不试图从 这一定义中推断出其他的原则。如果他不是通过两个摔跤者之间的斗争，而是通过两个拳击师之间的搏斗来解释说明最简单的战争形式，那么他也许会明白，在每场 搏斗中，每个拳击师要有四件事必须要做，即思考、防卫、运动和打击。
　　 在每一个回合开始之前，每个人都必须考虑击败对方的最好方法。尽管在搏斗进行之中，他也许会被迫修改他的战术，但是他必须始终不放弃他的目标。在开始的时 候，他必须有防御的态度，直到打败对方为止。下一步，他就得在防御的掩护下接近敌人，他必须采取攻势，试图将敌人击败。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四个基本原则： （1）保持目标的原则；（2）安全行动的原则；（3）机动行动的原则；（4）消耗进攻能力的原则。
　　 如果两位拳击师都很老练，他们就会懂得另外三条原则的价值。他们就会节省他们的力量，以免过早地衰竭自己；他们就会把他们的打击集中在选定的关键点上，例 如对方的左右额等等，并且始终想奇袭对方。——这也就是说，取消他的戒备，或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这样我们就有了：（5）节省兵力的原则；（6）集中兵力 的原则；（7）出其不意的原则。
　　 我们立刻就会看到，这七条战争原则和从拿破仑战争中演绎出来的原则是相似的。
七、 防御作为较强的作战形式
　　 克劳塞维茨坚持认为，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并把拿破仑战争作为他的绝对战争理论的证明。但他又为什么要把他的《战争论》的四分之一的篇幅用来分析防御呢？并且他还一再地强调说，防御是一种比进攻更强的作战形式。这很令人费解。
　　 在分析他的理论以前，最好是先考虑一下他对进攻的两段见解。第一段是第八篇第九章中的一段话，这章的题目是“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战争计划”。他写道：“进 攻的唯一优点几乎只在于揭开战争序幕的出敌不意。突然性和不断前进是进攻的最有力的两个翅膀，尤其在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进攻中，它们更是不可缺少的。” 

　　 他虽然也曾指出：“法国皇帝在军队的背后一直是极为慎重地采取这种措施的，所以他所进行的历次最大胆的军事行动，并不象表面上看来那样冒险。”（第3卷第 1347页）但是，克劳塞维茨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拿破仑是为了想获得完全的行动自由，必要时甚至可以离开他的交通线。因为他深知，只要基地巩固，交通 线的暂时损失是无关紧要的。
　　 克劳塞维茨认为：“战略上最重要而又最简单的准则是集中兵力。除了为实现迫切的任务必须把兵力调开以外，任何部队都不应该脱离主力。我们要严格遵守这一准 则。（第1卷第291页）然而拿破仑并不这样认为，他常常把他的兵力分散开来以诱惑敌人进入陷阱。他不仅没有象克劳塞维茨所主张的那样集中兵力以掩护交通 线，而且还将他的军队分为三个或是三个以上的宽广纵队，组成一个他所谓的“营方阵”，采取他们通常使用的菱形队形。每一个纵队都有单独应战的足够能力。如 果敌人攻击一个纵队，这个纵队自身就能坚守阵地，等待支援，而这时其他的纵队便分别从侧面向敌人进行进攻。无论是哪个纵队先遇到敌人，它便成为了其他纵队 的前卫。 [ 译者注：关于在耶拿会战中营方阵的详细描述，请参见本书作者的《西洋世界军事史》，（1955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2卷第423-426页。 ] 克劳塞维茨尽管参加了耶拿会战，但他对于这种富有弹性的集中方法却完全不了解。他自己的方法是十分硬化的，这可以用他自己的陈述来进行证明。他说：“……在会战以前进行浴血的前卫战，只能看作是不得已而采取的下策，如果不是必要，是应该避免的。”（第1卷第370页）
　　 克劳塞维茨有许多盲目的见解，其中最大的错误是，他从来没有认识到战争的真正目的是和平而不是胜利。因此，和平应该是政策中的主要思想，胜利只不过是为达 到这种目的的手段。他也从未考虑暴力对最终和平的影响，实际上，“和平”这个词在《战争论》中一共才出现过六次。他认为，拿破仑是绝对战争理论的前辈大 师。然而，这个绝对战争及其最高限度的暴力又把他引向到了哪里呢？不是引向他所向往的和平，而是圣赫勒拿岛。由他推进到了最高极限的暴力，结果是以绝对的 失败而告终的。如果希望和平不仅仅是一种暂时的休战，那么，孟德斯鸠的劝告还是有道理的。他说：“在和平时期，各国之间应该多做一些对彼此有益的事情。在 战时，要尽量少伤害他人的利益，并且要以不伤害他人的真正利益为原则。” [ 作者注：引目G·费罗的《欧洲的重建：塔列朗与维也纳会议》，（1941英文版），第38页。 ]


　　作为一个思想家，马圌克圌思是深受黑格尔影响的。他从黑格尔那里学到了苏格拉底式的辩论体圌系。黑格尔曾把这种体圌系应用于他的历圌史哲学中。这是一种问答式的批圌评程序，其目的是在讨论过程中探究主题的矛盾。但是，苏格拉底把矛盾看成是要克服的障碍，而黑格尔却认为矛盾是有必要的价值的。他坚持认为，只有通圌过对抗，才能取得趋向真圌理的进步。所以，他的辨证程序：一是命题，即肯定一个题目；二是反命题，即否定这个题目；三是综合，即把上达二者之中所揭圌露的真圌理概括出来。但是，当综合取代了命题之后，它本身又成为了一个新的“命题”，随之也出现了新的“反命题”，这样又产生了一个“综合”。如此不断循环，逐步地发展，直到出现了绝对真圌理（上帝）。简单地说，这一体圌系就是要达到去伪存真的目的。
　　马圌克圌思自己说过，他是把黑格尔的辩证圌fǎ倒转过来应用的。他不是从下到上，直到“绝对”，而是从上到下。他认为先有一个公圌理，即物质世界，认为物质世界才是一个基础的、唯一现实的世界。他抛弃了理想主圌义。作为一个唯物主圌义者，他认为，世界除了人类对它有感性认识外，它自身还具有客观存在。这样，通圌过辩证的过程，人们就可能获得一种对世界的知识。尽管这种知识是不完整的，但它却包hán圌着绝对真圌理的核心，并且随着过程的发展，这个核心也随之扩大。因此，辩证唯物主圌义是唯一科学的方fǎ，只有通圌过这一方fǎ，才能达到现实。
　　根据马圌克圌思对历圌史的解释，历圌史唯物主圌义是辩证唯物主圌义在社圌会中人类关系上的应用。 [ 作者注：关于这一点的评论，参见卡尔·费德因著《历圌史的唯物主圌义观念：一个苛刻的分析》。（1939年英文版）。 ] 马圌克圌思在他的《zhèng圌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维持生活的生产工具是控圌制所有人类关系的原则； [ 作者注：恩格斯在马圌克圌思墓前的讲话中说，马圌克圌思“发现了人类历圌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要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zhèng圌治、科学、艺术、宗圌教等等。”可是，他显然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人类是先有呼xī，后有住食，但这就不能符合他的经济学了。（参见 H.B.艾克登著1955年版，《一个时代的幻想》第149页） ] 其次是一切生产品的交换；所以社圌会变化的决定因素应该到生产和交换的方式中去寻找。此外，生产还产生了两种关系：其一是人和生产工具之间的关系（“生产力”）其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在第一种关系发生变化以后，第二种关系也随着变化。
　　诚如马圌克圌思的理论所说，在历圌史的最初阶段，某些社圌会成员取得了控圌制生产力的泉力，于是就导致出了私有制，并使得生产关系成了两个阶圌级的对立，或者象马圌克圌思在其《共圌产dǎng宣圌言》中所宣称的：“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圌会的历圌史，都是阶段斗圌争的历圌史。” [ 译者注：《马圌克圌思恩格斯选集》，人圌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一卷第250页。 ]
　　为了证明这一理论，马圌克圌思又划分了五种不同的经济生产形态。根据辩证圌fǎ的原则，每一种形态都比前一种形态进步，因为后一种在它曰趋成熟的过程中，都能xī取前者的优点。第一种是原始社圌会形态，在这种社圌会中，生产工具是归社圌会所有的；第二种是古代社圌会形态，奴圌隶主拥有生产工具；第三种是封圌建社圌会形态，封圌建主控圌制着大部分生产工具； [ 作者注：这一点是极为错误的，因为封圌建秩序是jun事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就历圌史来说，认为它采纳上一形态中最好的生产工具是荒谬的；它的对立面不是资本主圌义，而是火圌yào。古时的对立面——如果确实有的话——是野蛮人的人侵，他们的“生产力”就是征服和抢圌劫。 ] 第四种是资本主圌义社圌会形态，资本家占有生产工具，虽然资本家不能占有他的工圌人，但是饥寒交迫会迫使工圌人替他干活。最后，当资本主圌义达到一定阶段时，第五种社圌会形态就会出现。在这种社圌会中，无圌产圌阶圌级将会获得生产工具， [ 作者注：无圌产圌阶圌级将利圌用自己的zhèng圌治统圌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圌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囯圌家即组圌织成为统圌治阶圌级的无圌产圌阶圌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参见《马圌克圌思恩格斯选集》，第272页。 ] 而在否定了资本主圌义制圌度的固有的矛盾，即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矛盾以后， [ 作者注：自1848年以来，所发生的情况是与此相反的。 ] 生产就能达到全速的发展。


这个结束了吗？
不敢上号 怕挖坟被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