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清康熙年间廪贡生”（见该书正文第86页）。实际上，清代的贡生名目有六种，即副、拔、优、恩、岁贡，称为五贡，以及例贡；五贡均为正途出身资格。而例贡则由廪膳生、增广生、附生或俊秀监生援例捐纳取得，故名；虽不算正途，但皆为入官者的必由之路。所谓“廪贡生”，其实是以在学的廪膳生（亦称廪生）身份捐纳取得贡生之称谓。

回复100楼：据资料表明，海城地区在清光绪年间中式（注意中式两字）进士未见记载；另请问贵姓？

不敢当！不敢当！余愿与安信君共勉。

五十一、“清康熙……时县令离任暂缺……升任崖州府儒学教谕”（见该书第88页）。清代县行政长官称为知县，不叫“县令”。府学教官为教授，县学官是“教谕。”

“清康熙四十七年戊子科副贡生，任广东雷州府儒学教谕”（见该书正文第88页）。府学官是教授，不是“教谕”。

“广州陈家祠出土旗杆夹”之事，已有七八年了，权威专家早就有定论。游学生（留学生）陈振先于科举制度废除后的光绪三十四年，在学部举行的全国留学生会试，以及在宣统元年的殿试中，分别授予“进士”、“榜眼”，陈虽获得此头衔，但与科举取士是不能等同的。而彭君一再强调祖上是“进士”，这么说来，彭君祖上有可能于光绪三十一年后或宣统年间，在新式学堂习业或在留学生的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奖给“进士”功名。因为光绪（末期）、宣统两朝有此规定。

兴贤都保君说对了。两位先贤以叶高标名气最大，历任知县、给事中、左给事中、都给事中诸职。在任期间，为家乡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譬如修建坎下城（现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等等，其事迹常见于书刊，兹不赘述。卒后，朝廷追赠太常寺少卿。在这里必须指出，蔡锦华先生在《汕尾文艺》载文中称，“太常寺少卿，位列九卿”，是误解了。其实明代的太常寺少卿是太常卿的属官，太常卿才是“小九卿”之一。历史人物之记述，必须经得起考证，不可以讹传讹。尽管后人叙述叶高标时有些浮夸，但叶高标还是为世人所仰慕。

五十二、“清康熙年间廪贡生”（见该书正文第89页）。实际上，廪贡生是以廪生身份援例报捐而取得贡生，故名。且非正途出身资格。（详情见99楼，五十、）

五十三、“清雍正十三年乙卯科拔贡生，考取内廷教习，任儒学教谕”（见该书正文第93页）。其说法不确切。在清代，进入翰林院深造的庶吉士，还须尚书、侍郎等朝廷大臣教习。而一个在国子监读书、连翰林都不是、且没官职的拔贡生，绝对不可能“考取内廷教习”；再者，“考取内廷教习”，却任职品级很低的“教谕”，这也不符清代之官制。

五十四、“注：清雍正十六年任崖州府儒学教谕”（见该书正文第93页）。清代府学官是教授；县学官是教谕。

“清乾隆三年戊午科优贡生，选取内廷教习”(见该书正文第95页)。在清代，一个在国子监习业的优贡生，既没有进士、翰林之类的衔头，又不是朝廷高官，根本就没有资格“选取内廷教习”。(参见126楼，五十三，“考取内廷教习”)

更正：衔头应为头衔

五十五、“清乾隆初年间廪贡生”（见该书正文第95页）；“清乾隆年间廪贡生”（见该书正文第99页）。其实廪贡生属于例贡，为非正途出身资格，只不过它是以廪膳生身份援例报捐而取得贡生，故有此名。（详见99楼，五十）

五十六、“清乾隆四十六年辛丑科恩赐副贡生”（见该书正文第99页)；又，“清乾隆四十六年辛丑科恩赐副贡生”(见该书正文第99页)。“恩赐副贡生”，此说不妥当。清代科举乡试，在每一正榜五名中取一名为副贡生，亦称副榜。但副榜不能与中式举人一同赴京会试，只可在下科乡试继续应考，也可以入国子监读书。而“恩赐”为皇帝给予赏赐之意，故用词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