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尝读清史，总觉有同于元史者一点，即由帝位继承而起纠纷。盖满洲风俗似蒙古，多立爱立少，不立嫡长[1]，与之不无关系。
　　康熙为清最隆盛之时代，而夺嫡之争最烈。父子兄弟之间，视同敌国。后来引为殷鉴，不立太子[2]。然乾隆以后，每当爰立，辄有龃龉。关系爱新觉罗一家之盛衰者甚大。本文即著眼此点，对世宗夺嫡始末加以推勘。
　　从来论世宗事者，疑似之间，不免依违。本文则从隐显之际，断其得位全由图谋。阿、塞、年、隆诸狱，本为泯灭图谋之迹，而不知其迹愈显。正赖有此，始能得其端倪。故本文以允礽再立再废始，以阿、塞、年、隆终。宫禁事秘，传闻多误，下语必慎。取材未充，拾遗补阙，期以时日。


2.允禩之阴谋　　皇八子允禩希冀为皇太子者久矣，与皇九子允禟、皇十四子允祯（即允禵）结为死党[27]。其聚集党羽，欲杀害太子，早始于太子未废之前，且有势将及于圣祖之虞，是即所谓张明德谋刺之案，由皇长子允禔告发之[28]。其实允禔何尝不有希冀皇储之意，故拘禁太子时，竟有“欲诛允礽，不必出自皇父之手”之奏[29]。争夺之烈，骨肉相残，有如是者！只以皇三子允祉告发喇囘嘛巴汉格隆为允禔厌胜太子事，帝斥其行囘事比废太子更甚，计不得售，不得不与允禩结成一囘党矣[30]。
　　太子既废，诸子觊觎之志加剧，而谋害之念如故，性命可谓危殆之至[31]。诸党以允禩为最横，皇子自允禔、允禟、允祯、允（原字为左示，右我）[32]而外，满大臣有佟国维、马齐、阿灵阿、鄂伦岱、揆叙辈，汉大臣有王鸿绪辈[33]。声势之大，党羽之众[34]，莫能与之抗衡。平日沽名，传播众口[35]。办事之材，诸大臣无出其右者，即圣祖及世宗亦尝称誉不已[36]。故东宫之废，以为舍我莫属，俨然以皇太子自居[37]。先之以允禔之推荐，及事败露，允祯至以死保；继则满汉大臣为之荐奏[38]，复被黜落；其铺谋设计，都成泡影。岂真以“身婴缧绁……母家微贱”而致落第耶？[39]
　　

细案之不然。此次推选太子，允禩之所以失败，其咎似在马齐一人。自表面观之，马齐固亦禩党，决无破坏之理。乃马齐起自微末之员，纯系贪得之人[40]，蹿至高位，图谋专擅，必先已探得消息。不然，帝何以有“勿令马齐预之”[41]之谕？及其所举皆同，无一异囘议才，不得不招圣祖之疑，反复究问，查出马齐必系暗通消息之人[42]。盖圣祖属意于允禩，确已胸有成竹。读四十七年之谕：“今立皇太子之事，朕心已有成算”；与四十八年帝自谓：“此事必舅舅佟国维、大学士马齐以当举允禩，默喻于众”；及上谕云：“马齐……乃潜窥朕意而蓄是心，殊为可恶”[43]，则知帝心目中之皇太子，舍允禩其谁？参以允禩落选之后，而佟国维犹以“总之将原定主意，熟虑施行为善”为言，尤可证也[44]。惟帝以大权在握，不能旁落[45]；于是允禩之图谋大位，竟由马齐一手断送。
　　

五十一年太子再废后，圣祖绝口不谈此事。允禩辈果能为之绝念乎[46]？此又不然。证之五十三年谕云：“允禩仍望遂其初念，与乱臣贼子等结成党羽，密行险奸。谓朕年已老迈，岁月无多，及至不讳，伊曾为人所保，谁敢争执？”及雍正二年上谕：“伊等结成朋党，竭力钻营……巧行贿赂，收服人心……偏置耳目，以愚弄人。专欲待间乘时，成伊大志”，与夫允禟寄书允（原字为左示，右我）内称：“事机已失，追悔无及”云云[47]。可见圣祖储位尚虚，则诸子之野心不死，固昭囘昭然也。
　　帝之所以始欲立禩而中变者，固惧大权之旁落于大臣之手，尤患重蹈允礽之覆车。诚如上谕所云：“朕恐后日必有行同狗彘之阿哥，仰赖其恩，为之兴兵构难，逼朕逊位而立允禩者……不然，朕日后临终时，必有将朕身置乾清宫，而尔等执刃争夺之事也……二阿哥悖逆，屡失人心；允禩则屡结人心，此人之险，实百倍于二阿哥也”[48]。则允禩之不得立与太子之再废，实同一命运。


[61]“上谕内阁”七年十月初六日第二谕。
[62]同上：“因马尔赤哈通晓医理，常在府中行走。后马尔赤哈补授清江理事同知，朕向伊访问明于医理之人。马尔赤哈则举蔡珽以对，且言相交甚好。朕因令伊邀来一见。而蔡珽辞以职居学士，不便往来王府。且医理粗浅，不能自信。朕深为嘉重，亦未强之。后年羹尧来京，在朕前力称蔡珽、塞尔图二人才守识见，出众超群，我所不及。朕向年羹尧告以前马尔赤哈言蔡珽深通医理，朕曾合相招而伊未来之故。年羹尧乃云：‘我传王谕，伊必来效力行走也，’朕言：‘若来见亦可。’后伊见蔡珽面言，而蔡珽仍坚辞如前。彼时朕心不但不生嗔怪，且更器重之。次年蔡珽补授四川巡抚。是时朕扈从避暑热河，蔡珽以身属外官，远行在即，向年熙转求欲到朕园中一见。朕相见时，观其相貌言论似有才识，优礼待之。彼时蔡珽则极称李绂才品操守，为满汉中所少。是时朕方知李跋之姓名也。朕御极之初，延访人才，以资治理；因记蔡珽之言，起复李绂原官，旋授侍郞。”（按“世宗实录”卷87页6上——7上略有删改，大意相同。）观世宗所云，无非掩饰。问医而马尔赤哈以“医理粗浅，不能自信”之蔡珽对；述珽数次不相见矣，而方授四川巡抚即求一见；世宗必有嘱托指授可知。
[63]同上四年十二月初八日第二谕：“朕在藩邸时，披阅经史之余，每观释氏内典，实契性宗之旨。因是与禅僧相接。”按此谕不见“世宗实录”。同上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朕在藩邸时，因府第与栢林寺相近。闲暇之时，问与僧人谈论内典，并非以僧人为可信用也。况今临御天下，岂有密用僧人赞助之理？”按“世宗实录”卷32页22——23上全同，惟“弘”字作“宏”，避高宗讳耳。证以阿、塞、年、隆诸狱，文觉禅师实为主囘谋（详后），则世宗之言无往而不自为掩饰。


谢谢发帖，此文章原作者是谁？
王钟翰老先生？还是孟森老先生？

[70]“皇清通志纲要”卷5页65上：“五十五年五月初二日马齐入阁办事二次。”又同书卷5页74上载六十一年十一月之前，马尔赛为领侍卫内大臣六人之一，马齐为大学士五人之一。参以“永宪录”卷4页58上所云：“八年秋，因恰亲王薨，降旨矜衈允禵，欲加委任。相传令大学士马尔赛谕以圣意，回奏有‘杀马尔赛方任事’语。”则允禵辈之恨马齐辈必与传位事受其掣肘有关。
“文献丛编”第四辑戴铎口供二有云：“奴才自汤山叩送，蒙主子天恩教诲。至今四五年来，刻刻以心自勉。虽不敢谓希贤二字，而天地神明可鉴，各处官民可访。在任时几十万钱粮不清，奴才终始不避嬷疑，为主子出力。及闻主子龙飞九五，奴才会向巡抚蔡珽说：‘恐怕西边十四爷与总督年羹尧有事，当以死自誓。’倒借给兵丁钱粮，冀用其力。此奴才之愚衷也。”据此知世宗用年羹尧以箝制允禵，而并年亦防范之。再证以“上谕内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第二谕：“年羹尧因皇考大事来叩谒时，曾奏：贝勒延信向伊言：‘贝子允禵在保德州遇延信，闻皇考升遐，并不悲痛。向延信云：如今我之兄为皇帝，指望我叩头耶？我回京不过一觐梓宫，得见太后，我之事即毕矣。延信回云：汝所言如此，是诚何言!岂欲反耶？再三劝导，允禵方痛哭回意’。”则允禵之为年所扼可知。即世宗亦尝自谓：“陕西地方复有总督年羹尧等在彼弹压。允禵所统者，不过兵丁数千人耳。”（“大义觉迷录”，香港书局本，页181。）而林语堂乃谓：“焉知康熙非重用允禵以监视年羹尧?”（见“人间世”第三十期页36）未免失之过诬，与事实适相反也。
[71]参注[67]。“朱批谕旨”卷21页51上所批四川巡抚蔡珽十二月十二日叩接遗诏后之奏折，亦云：“尔不必过虑，中外平安景象，皆赖我皇考六十年来煦妪仁恩之所致也。”则实录改“太平无事”为“中外敉宁”四字，固为有据。


王钟翰的 注释比原文长好多
不得不说百度这个地方真是太河蟹了 地址也发不上来 后面还有大段的注释我尽量


[76]“世宗实录”卷1页8下——9上；卷1页10上，卷2页17下；卷2页26下，卷4页20下。“朱批谕旨”卷21页51上蔡珽奏折有云：“至八旗之人，诚为股肱：然近居肘腋，繁多不齐，俱宜令其心安为最要”可作一旁证。“上谕内阁”元年二月初十日：“朕承皇考大统，自临御以来，诸王大臣人人得享太平之福。朕并无此时姑且容忍，待一二年后渐加诛戳之心。如朕果怀此心，天地宗社皇考神灵鉴之!”按此段“世宗实录”卷4页11全删。世宗言虽如此，证之事实不然。则知所言在牢笼天下人心，正姑且容忍于一时。


[121]“上谕内阁”三年七月十八日。按此段“世宗实录”卷34页15上已删，亦不见“永宪录”卷3页38上下所引谕中。
[122]见注[86]。“朱批谕旨”卷1页72下云：“近日隆科多、年羹尧大露作威福、搅权势光景，朕若不防微杜渐，此二臣将来必至不能保全。”按此批在二年十二月十三日齐苏勒折，先于年之议罪一年。
[123]亲刊朱批“年羹尧奏折”（页13下谢赐荔枝折）有云：“大功告成，西边平静，君臣庆会，亦人间大乐事。”在二年七月十八日。又同年八月初五日批（页14上谢赐鲜枣折）：“大功告成多日，君臣庆会在迩”云云，表面视之，所谓“大功告成”，似指平定青海而言。然证以二年八月十五日“年羹尧奏折”（页14下）内有：“今年直省以及口外耕种之种，并获丰收，咸书大有。此诚所谓普天同庆，而因以知造物视一人为转移。内外诸臣，身际唐虞，共沾化育。未矢报于万一，复何功之可言？”之语，则年谓功，明明归之世宗承袭一事。而世宗于此下朱批云：“卿奏可保皆出于至诚。”又自己默认矣。赐年羹尧自尽，见“求宪录”卷3页84上。按“无益之谈”页19下——20上云：“雍正乙巳[三年]十月初三日申时，京师忽有虎突入齐化门，登城。人噪逐之。行至宣武门下西米巷，入年遐龄家就擒。遐龄即太何大将军羹尧之父也。羹尧败，赐死之地，即虎就擒之地也。”年之子甚多，惟年富立斩。余子充军。见“世宗实录”卷39页13下——14上。
[124]隆之尊崇敬已说前矣，其实于六十一年十一月命总囘理事务之同一日，即以乾清门一等侍卫拉锡暂管理藩院事务（见“世宗实录”卷1页10上）；因此前隆科多实兼理藩院尚书也（见“圣祖实录”卷300页6下）。再加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加称“舅舅”之同一日，谕“步军统领隆科多总囘理事务，甚属繁剧；著护军统领衮泰署理步军统领事”（“世宗实录”卷一页26下），虽逾月而仍以隆兼管步军统领事务（同上卷2页26下），不过徒有其名；迨三年正月终解步军统领之任（“清史列传”卷13页7上），而以阿齐图实授矣（见“世宗实录”卷28页7下）。


[125]年之制禵禟见“年羹尧奏折”页37下。按后来李绂虽有奏报查出年羹尧与塞思黑往来密书折（“允禩允禟案”页14上下），而朱批：“二人各有所犯不容诛这罪，何必牵连一事？”是世宗以年制禟，不复疑也。又“上谕内阁”五年四月十八日，不见“世宗实录”。年之受命赴杭见“上谕内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与“永宪录”卷3页25下——26上颇有异同。同上五年闰三月二十一日：“至于平定青海，实系岳钟琪之功，年羹尧不过坐镇指挥而已。若非岳钟琪智勇超群克期决胜，则年羹尧亦不能成功如此之速。然岳钟琪之所以奋勇直前者，乃为国家殚忠宣力，以靖边疆。岂因年羹尧之私情而遵其调度乎？”按此谕不见“世宗实录”。最近文如师托王囘剑英同学从太仓图书馆抄得“宾阳子年谱”，其中可资考证者甚多。尤以世宗于用年之初即存去之之念，与钟翰所持之说相吻合。如谱中下页22下——23上雍正二年甲辰云：“初冬龚念伦入京，云：‘闻年太保声势喧赫，欲一识其人。’宾阳子曰：‘不足见也，行败矣！上之崇之，乃所以踣之也！吾乡张大复泰基为年入幕宾，亦吾戚也。求附年者，必梯于张；求援张者，必即吾门。吾门限欲断，则谢客曰：如当往者，宜莫吾先！君辈但谨伺我！苟我举足，君辈踵之，何后之有？我戒大复，亦当见几，无与其难。昨年之入，有敕臣毕迎，臣吾以疾不出。太保之门不通名纸者，应未有两也!’”云云，可为佐证。又文如师跋云：“‘宾阳子年谱’六卷，顾陈垿撰。陈垿字玉停，太仓人。康熙乙酉举人。负王佐之才，通知天文、律历、占算、声韵之学，尤精于医。以大学士王掞荐，入内府湛凝斋纂修秘书。诚亲王胤祉总裁其事，颇破礼遇，叙行人司行人。未几，告归。雍正之初，诸邸宾客多获重谴。独陈垿萧然物外，不与党祸。李卫亦故人也，礼为上宾。见其治狱株囘连，去之若凂。盖知其时君相无能用之者，甘心匿影远患。诸王角立，记载多阙。谱中所具，虽词旨隐约，而大端已见。昔年缪艺风丈藏抄本本‘无益之谈’，即自此谱摘录，别本单行，不免错伪。疑未睹全书，故无从校正。太仓图书馆存此谱钞本，从之借钞。从此人间有第二本矣！已丑[一九四九年]十月大雪节文如居士识于成府村居。”此谱关系康雍两朝史事之大，可想而知，故亟引跋语以为介绍于此。
[126]“上谕内阁”五年四月十八日。


[127]胡期恒至杨书见“永宪录”卷3页84下——85上。葛继孔见“上谕内阁”三年六月十六日，“世宗实录”卷33页19上——20下及“永宪录”卷3页24上——25上，三囘书异同之处甚多。李继泰至年悦见“上谕内阁”三年七月十二日，“世宗实录”卷34页7下——8下同。王景灏见同上三年十月二十九日，“世宗实录”卷37页15上下同。王嵩见“朱批谕旨”卷24页95上。宋师曾见“永宪录”卷3页11上下。王允猷见“上谕内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不见“世宗实录”。汪景祺见同上五年三月十一日，“世宗实录”卷54页14上——18上同。邹鲁、净一道人见同上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不见“世宗实录”。按邹鲁与年富立斩，见“上谕内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第二谕及“永宪录”卷3页84上下。田帝育见“上谕内阁”五年四月十八日，不见“世宗实录”。
[128]“上谕内阁”四年三月三十日，“世宗实录”卷42页20上——21上及“永宪录”卷4页18上下略同。惟“永宪录”列此谕于四年夏四月癸亥朔之下者误。
[129]同上五年正月十五日。按此段均不见“世宗实录”及“永宪录”卷5页3下。
[130]同上三年六月初七日第四谕，“世宗实录”卷33页8下——9上同。
[131]牛伦至姚让见同上四年正月二十八日第二谕，“世宗实录”卷40页33下——34上略同。唯“永宪录”卷4页8下——9上列此谕于四年春二甲子朔之下为稍异。吴达礼见同上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第二谕，不见“世宗实录”。查嗣廷见同上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世宗实录”卷48页24上——27上及“永宪录”卷4页52上——54下，三囘书异同甚多。马武见同上五年七月初四日，“世宗实录”卷59页5上——7上删减甚多。塞尔图见同上五年七月初五日，不见“世宗实录”。塞楞额见同上六年十月十八日，不见“世宗实录”。揆叙、阿灵阿见同上四年五月初九日第二谕，“世宗实录”卷44页14下——16上全同。菩萨保见同上五年五月二十八日，不见“世宗实录”。


[153]兹举一例以为证：如“永宪录”卷3页24上下引上谕云：“……乃[葛]继孔于年羹尧入觐时，又私纳贿赂请托。朕降旨诘问，始供：‘原识年羹尧。去冬拉臣手，索古董。臣将青绿花瓢一、寿窑瓶一、图书一匣、宋人尺牍册页一、宋本书二，宋元书六，共十二件，送与羹尧，遂约臣往见。及见，又云：久知你才情好，自然照看。还要给我几件古董。臣又将玉杯一、元人尺牍一、明画三，共五件，送与羹尧’等言。葛继孔人品不堪，夤缘钻营，殊属可恶！着革职，发与李成龙，令开浚河道。如推诿，必治以重罪。……”今以“上谕内阁”三年六月十七日对勘之，则云：“……乃葛继孔于年羹尧来京时，又私往纳贿请托。及朕降旨诘问，始一一供出云：‘向原认识年羹尧。去冬年羹尧入京，向臣携手叙旧云：尔是辨识古玩之人，今番从江南来，应送我几件古玩，且来见我。臣因将铜器、磁器、书、画共十二件，差家人送去。羹尧随约臣往见。又云：我久知你才情肆应，今后自当留心照看。但还要送我几件古玩，臣又将玉器、字、画共五件，差人送去。前后俱交羹尧家人魏之耀收受’等语。葛继孔人品不堪，夤缘年羹尧，至今尚各处钻营，殊属可恶!着革职，发与李成龙，开浚安庆府河道工程効力，若少推诳，必治以重罪。……”知上谕必加笔削，如不曰“拉臣手”而曰“向臣携手”，不曰“才情好”而曰“才情肆应”之烦，其较“永宪录”为文雅可知。何况十二件、五件古董之名目，一一见之录中；而谕中只以铜器、磁器、玉器、书、画总数了之，更足证“永宪录”录自邸钞为最初之真面目。再校以“世宗实录”卷33页19下——20上乃云：“……乃葛继孔于年羹尧来京时，又私往纳贿请托。及朕降旨诘问，始供：年羹尧向索古玩。既经馈送，随订往见，且夸奖才情，许其留心照看。前后两次送铜器、磁器、玉器、字、画等件，俱交年羹尧家人魏之耀收受。葛继孔人品不堪，夤缘年羹尧，至今尚各处钻营，殊属可恶！着革职，发与李成龙，开浚安庆府河道工程效力。若少推诿，必治以重罪……”云云。是实录本于“上谕内阁”而又加以修改，其修改之痕迹显然易见。余详各注中。


[154]前托孙子书先生访求故宫所存康熙朝起居注，并得故宫博物院方面张德泽先生复书，有云：“故宫所藏起居注全部，已于二囘十囘一囘年(一九三二年)南运。以后内阁大库复发现一部分残本，康熙朝有十年、十一年、十六年、十八年四年者，并不完全。”因其与本文无大关系，故未往借。然两先生之热忱相助，仍属可感，兹亦于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