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的深秋,我因在战争中留下的伤恶化而不得不暂时将诊所交给我的助手打理,玛丽也因十分担心我的病情而取消了蜜月后少有的第一次与好友凯特.惠特尼小姐的旅行,专心在家照料我的病。这期间,我行动不便,也不便到处外出走动,最好的也只有在家门前的大道上晒晒太阳,但这维持不到一个小时,毕竟伦敦的深秋愈发萧瑟。于是,闲来无聊的我也只能翻翻医学杂志,看几篇论文,更多并更能激发我的兴趣的也只是整理我的老朋友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案集。这一天,我偶然翻到了一件案子,是在我结婚两年后,在与福尔摩斯会面时碰到的一桩小案子,之所以没透露,是因为当时有几件比较重要的案件推挤了它,,并且这可以说是在办案历史上最微不足道的、最简单的小案件了,但是却很荒谬。
1892年3月,春意微露,我像过去一样拜访福尔摩斯。走进他那贝克街的住所,看见他背对着我正埋头在几本又大又破的剪贴薄和私物中,时而用放大镜看看这个,时而看看那个。他仍是老样子,穿着紫红色睡衣,神经质的手指在片片块块中飞舞,烟斗轻搁在一边,头也不抬的专注的摆弄着。我看着他毫无改变规律生活,不禁无奈的笑了笑,这是突然
响起了他的沉稳的声音:“嗨,华生,老朋友,真没想到你能来看我。”我对这突然的问候丝毫不感到惊讶,深知我朋友那独到又实用的方法。“福尔摩斯,虽然我熟稔了你方法,但仍困惑你怎么知道来的是我。”“哈,这次可要让你失望了,因为我没用什么方法,只是翻弄放大镜的同时也看到了你。”他热忱又冷静的语气丝毫不变,让我感到过去的温暖。
我看着他的杂乱的、堆砌的书桌,问道:"最近有什么接受的案子吗?”看他如此悠闲的干着他习惯的事情,我好奇的问。“哦,刚刚解决掉两桩案子,你知道的,华生,无非就是那些保密又俗套的案子,无聊得很。现在的伦敦,很难寻觅到精巧入微的案件了。华生,帮我把那个烟草盒递过来。来,我的老朋友,要不要来点尝尝?这是最近一个尊贵的主顾送的小礼物,不过作为偶尔的消遣,是很好的尝试。”我好意的拒绝了,因为我最近有些口腔问题。
正在闲聊时,一阵敲门声打断了久违的对话。这时,一位女士被侍者带了进来。她大约24、5岁的样子,面色素净,身材中等,身穿棕色长裙,手提一个女士用包,简朴整洁。她喘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