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回到祖国的文坛，卢新华依然绕不开《伤痕》。许多记者找他访问，谈《紫禁女》者甚少，谈《伤痕》者甚多。他一再对记者“申诉”，“我已经不想再谈《伤痕》。”他甚至公开“自我**”：《伤痕》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伤痕文学”必然是短命的。
为了《紫禁女》一书，他辞去了工作，在上海购买的寓所住了半年多，等小说弄完，他还得回到美国，重新找职业谋生。
“这些年关于我的传言基本属实，又基本失真。我不奢望大富大贵，但还是会想办法赚点小钱来养我的文。目前我的生活方式是，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往返于中美之间，‘此岸、彼岸且跋涉，空花水月浑不觉’，但可以肯定的是，今后我的生活中，写作的比重比起从前会要大一些。”
人物周刊：《伤痕》当时“让全国人民泪流满面”，你自己哭了几次？
卢新华：我能够记忆得出的是写《伤痕》时曾大哭过，《伤痕》最初在学校墙报上登出来以后，许多围观的读者都是一边读一边流泪。
人物周刊 ：客观地说，现在回过头来看《伤痕》，不管它在当代文学史上地位多么卓著，它依然只是一篇青涩的、有点牵强的学生习作。它的意义在于，在时代最需要的时候喊出了第一声，全国人民哭，其实都是在哭自己的遭遇。你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能够比较独立和批判地看待你的《伤痕》的？
卢新华：我并不认为《伤痕》是一篇“青涩的、有点牵强的学生习作”。它可以说是“稚嫩的”，但并不“青涩”和“牵强”。它能够打动那个时代的千千万万读者，靠的是“真实”和“真情”。你可以说当时全国人民都在哭，都在哭自己，但你得承认，人们首先还是在为作品主人公的悲惨遭遇而一洒同情之泪。比如，我的母亲、北京的表姐，还有身边的许多朋友，他们都明知作品是我虚构的，而他们自身也没有类似《伤痕》主人公那样的遭遇，但他们还是忍不住“热泪盈眶”。对于它的“稚嫩”，我一直是心知肚明的。而且，我也知道，它的影响力和震撼力其实来自当时的天时、地利、人和的众缘相助。
经商打零分也不要紧，
当作家能及格就行
人物周刊 ：据说中国文人下海，你也是第一个，当时离开《文汇报》去经商的真正动因是什么？
卢新华：就我所知，在我之前肯定还有别人，比如女作家黄宗英那时就在蛇口开办有“都乐文化娱乐公司”，因为赵丹先生生前曾计划过拍摄《伤痕》，我和她一家都很熟，初到深圳时还常去拜访她。但黄宗英之前还有谁，我就不甚了然了。
我是1985年辞去《文汇报》的记者职务，和上海的几个作家朋友一起到深圳办公司的。最初的想法觉得自己一生中“工农兵学”都经历过了，惟独“五行”缺“商”，从文学写作需要生活体验的角度出发，觉得也应该补上这一“行”才行。此外，也有赚一些钱获得经济上的自由后，可以不必再看“领导者”、“审查者”的眼色，随心所欲，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想法。
人物周刊：说说当时经商的经历吧？
卢新华：最早是和云南省农场局在深圳开办的一家“深圳云兴公司”合作，创办了“新亚洲实业有限公司”。开业不久，因为与几位作家朋友为人事问题发生一些分歧，我就主动辞去了原来内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职务，转而去上海外国语大学出国培训班进修英语，预备出国留学。其时，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森林之梦》正由浙江文艺社出版，我是先预支了一千多元稿费去交培训费的。此后大约半年多时间，我一直处于无工资可领的窘境，只能在学习之余每周为《文汇报》写一篇千余字的文学评论文章，得30元左右的稿费聊补家用。
人物周刊：在国外，你也办过公司，做过投资，但似乎你并不是一个出色的商人？
卢新华：出国主要是为了“行万里路”，开阔自己的视野，继续获取经济和精神上相对的独立和自由，同时也为了能放下身上因《伤痕》而积聚的荣誉光环。到美国后，我踩过三轮车，与人合伙办过公司，做过期货和股票，去赌场发过牌，也回国内投资办过服装厂。如今，合伙办的公司早已注销，做期货和股票赔光了当时所有积蓄，在国内办的服装厂仅存在了4年多即已倒闭。可以肯定地说，我决不是一个出色的商人，甚至不是一个合格的商人。我的性格和血液里始终有一种东西让我在经商时不能全身心地投入。赚钱对我诱惑力自然很大，但我的精神层面又常常会涌起一种冲动去抵制这种诱惑，去认识到财富如同一切浮名一样，也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所以，对自己经商的失败，虽然有些遗憾，却也不至于耿耿于怀。
人物周刊：你少年时候的理想是什么？
卢新华：我年少时的理想是长大了开汽车，这个理想我20多年前就实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理想早已改变了。但我可以对你说，商人从来就不是我的理想，当作家也不是我严格意义上的理想。所以，经商打零分也不要紧，当作家能及格就行。
人物周刊：在离开母国，转换文化背景后，跳出一种时空再来反思中国这几十年的政治与社会的流变，你的思想又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卢新华：我不习惯于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发表直接的意见，而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艺术地含蓄地表达出来。如果你读过《紫禁女》，一定可以注意到，我对我们仅用了一二十年时间，就将我们祖上用了几千年达成的信条“存天理，去人欲”(尽管这大可存疑)改变成“存人欲，去天理”，是很有些“痛心疾首”的。
人物周刊 ：《紫禁女》面世以后，反响如何？
卢新华：《紫禁女》推出后的市场反响我还是很满意的，一方面专家的评论比较多、且比较正面，另一方面读者的信息反馈也比较热烈。《紫禁女》好读，也不好读，可以说能真正读懂的人并不多，因为通篇充斥了隐喻，文化的负载比较多。但仅就表层的情爱故事而言，证明还是可以吸引相当的读者的。
人物周刊：如果一定要做一道选择题，你希望中国的人们：A.记住《伤痕》，忘记卢新华。B.记住卢新华，忘记《伤痕》。你怎么选择？
卢新华：“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们所说《伤痕》，其实非《伤痕》，是名《伤痕》；我们所说卢新华，其实非卢新华，是名卢新华。如是，我希望无论“我”或者“众生”都不必执着和拘泥于“伤痕”和“卢新华”这样的名相，还是“无所住而生其心”吧。
为了《紫禁女》一书，他辞去了工作，在上海购买的寓所住了半年多，等小说弄完，他还得回到美国，重新找职业谋生。
“这些年关于我的传言基本属实，又基本失真。我不奢望大富大贵，但还是会想办法赚点小钱来养我的文。目前我的生活方式是，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往返于中美之间，‘此岸、彼岸且跋涉，空花水月浑不觉’，但可以肯定的是，今后我的生活中，写作的比重比起从前会要大一些。”
人物周刊：《伤痕》当时“让全国人民泪流满面”，你自己哭了几次？
卢新华：我能够记忆得出的是写《伤痕》时曾大哭过，《伤痕》最初在学校墙报上登出来以后，许多围观的读者都是一边读一边流泪。
人物周刊 ：客观地说，现在回过头来看《伤痕》，不管它在当代文学史上地位多么卓著，它依然只是一篇青涩的、有点牵强的学生习作。它的意义在于，在时代最需要的时候喊出了第一声，全国人民哭，其实都是在哭自己的遭遇。你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能够比较独立和批判地看待你的《伤痕》的？
卢新华：我并不认为《伤痕》是一篇“青涩的、有点牵强的学生习作”。它可以说是“稚嫩的”，但并不“青涩”和“牵强”。它能够打动那个时代的千千万万读者，靠的是“真实”和“真情”。你可以说当时全国人民都在哭，都在哭自己，但你得承认，人们首先还是在为作品主人公的悲惨遭遇而一洒同情之泪。比如，我的母亲、北京的表姐，还有身边的许多朋友，他们都明知作品是我虚构的，而他们自身也没有类似《伤痕》主人公那样的遭遇，但他们还是忍不住“热泪盈眶”。对于它的“稚嫩”，我一直是心知肚明的。而且，我也知道，它的影响力和震撼力其实来自当时的天时、地利、人和的众缘相助。
经商打零分也不要紧，
当作家能及格就行
人物周刊 ：据说中国文人下海，你也是第一个，当时离开《文汇报》去经商的真正动因是什么？
卢新华：就我所知，在我之前肯定还有别人，比如女作家黄宗英那时就在蛇口开办有“都乐文化娱乐公司”，因为赵丹先生生前曾计划过拍摄《伤痕》，我和她一家都很熟，初到深圳时还常去拜访她。但黄宗英之前还有谁，我就不甚了然了。
我是1985年辞去《文汇报》的记者职务，和上海的几个作家朋友一起到深圳办公司的。最初的想法觉得自己一生中“工农兵学”都经历过了，惟独“五行”缺“商”，从文学写作需要生活体验的角度出发，觉得也应该补上这一“行”才行。此外，也有赚一些钱获得经济上的自由后，可以不必再看“领导者”、“审查者”的眼色，随心所欲，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想法。
人物周刊：说说当时经商的经历吧？
卢新华：最早是和云南省农场局在深圳开办的一家“深圳云兴公司”合作，创办了“新亚洲实业有限公司”。开业不久，因为与几位作家朋友为人事问题发生一些分歧，我就主动辞去了原来内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职务，转而去上海外国语大学出国培训班进修英语，预备出国留学。其时，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森林之梦》正由浙江文艺社出版，我是先预支了一千多元稿费去交培训费的。此后大约半年多时间，我一直处于无工资可领的窘境，只能在学习之余每周为《文汇报》写一篇千余字的文学评论文章，得30元左右的稿费聊补家用。
人物周刊：在国外，你也办过公司，做过投资，但似乎你并不是一个出色的商人？
卢新华：出国主要是为了“行万里路”，开阔自己的视野，继续获取经济和精神上相对的独立和自由，同时也为了能放下身上因《伤痕》而积聚的荣誉光环。到美国后，我踩过三轮车，与人合伙办过公司，做过期货和股票，去赌场发过牌，也回国内投资办过服装厂。如今，合伙办的公司早已注销，做期货和股票赔光了当时所有积蓄，在国内办的服装厂仅存在了4年多即已倒闭。可以肯定地说，我决不是一个出色的商人，甚至不是一个合格的商人。我的性格和血液里始终有一种东西让我在经商时不能全身心地投入。赚钱对我诱惑力自然很大，但我的精神层面又常常会涌起一种冲动去抵制这种诱惑，去认识到财富如同一切浮名一样，也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所以，对自己经商的失败，虽然有些遗憾，却也不至于耿耿于怀。
人物周刊：你少年时候的理想是什么？
卢新华：我年少时的理想是长大了开汽车，这个理想我20多年前就实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理想早已改变了。但我可以对你说，商人从来就不是我的理想，当作家也不是我严格意义上的理想。所以，经商打零分也不要紧，当作家能及格就行。
人物周刊：在离开母国，转换文化背景后，跳出一种时空再来反思中国这几十年的政治与社会的流变，你的思想又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卢新华：我不习惯于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发表直接的意见，而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艺术地含蓄地表达出来。如果你读过《紫禁女》，一定可以注意到，我对我们仅用了一二十年时间，就将我们祖上用了几千年达成的信条“存天理，去人欲”(尽管这大可存疑)改变成“存人欲，去天理”，是很有些“痛心疾首”的。
人物周刊 ：《紫禁女》面世以后，反响如何？
卢新华：《紫禁女》推出后的市场反响我还是很满意的，一方面专家的评论比较多、且比较正面，另一方面读者的信息反馈也比较热烈。《紫禁女》好读，也不好读，可以说能真正读懂的人并不多，因为通篇充斥了隐喻，文化的负载比较多。但仅就表层的情爱故事而言，证明还是可以吸引相当的读者的。
人物周刊：如果一定要做一道选择题，你希望中国的人们：A.记住《伤痕》，忘记卢新华。B.记住卢新华，忘记《伤痕》。你怎么选择？
卢新华：“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们所说《伤痕》，其实非《伤痕》，是名《伤痕》；我们所说卢新华，其实非卢新华，是名卢新华。如是，我希望无论“我”或者“众生”都不必执着和拘泥于“伤痕”和“卢新华”这样的名相，还是“无所住而生其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