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车穿过候车厅的时候停下来打量这个简陋的大厅。北面是二个售票窗口，对面的墙壁上写只二行红色标语，地上摆着二排深绿的连椅，有些靠背上粘着黑乎乎的污圬，有些靠背已经裂开。我看着这些不辨年月的椅子想到，若干年前的杨素素也许就坐在那期中一把椅子上，神情焦躁或者落寞的等着那辆北上的列车。那时的她有没有想过，有终一日回来，是以怎么样的姿态呢？
出了车站，灼暖的阳光哂在我的身。我眯起眼，习惯性地抖了抖肩膀，像是在抖落那一身的风霜、尘土以及疲惫。我吞纳这个还尚未被经济高速发达所带来问题的空气，清新的空气夹杂着阵阵花香，蕊人心脾。我像是对着一位多年末见的旧友般轻呓，“你好，上杭！”

(二)

最后一次和杨素素联系是在一个月前。那天我演出完后坐在休息室卸装，手机不停的在振动。刚开始我以为是许一海打来的，但反复后我便知道不可能是他打的。这个男人我太了解了，他给人打电话要是第一次未接无论有再重要的事他都不会拔第二遍。用他的话说，“要是不想接打再多也无益，要是当时没注意到，看到后自然会回过来。”我把电话放在桌子上，既不接也不按掉，就让它不知疲倦的响着。贝司手笑问，“青果，哪路的想当护花使者你不给机会？”我苦笑，“去，要有，我母亲打来的。”我知道杨素素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她不是许一海。在这打电话这方面他们是截然相反的二种人。许一海是理智过头，杨素素是执拗过头。终于，刚才还在不停振动的一闪一闪的手机突然暗了下去，它被杨素素耗尽最后一丁点电量。我能想象的到，即使是这样她仍然还会不停的拔打我的号码，一边尖酸刻薄的数落我。
我试着理清我和她为何会落到这般田地，彼此血脉相融相依为命的二个人关系如此的僵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