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有点长，如果您感兴趣，请看完，让你看看我们民族性到底有没有奴性，让你明白我们民族是何时才有所谓的民族奴性！千万不要给人家乱扣帽子！谢谢！
你看这篇文章的时候，不要拿现在的观点来对待历史，这儿只是讨论历史，没人否定现在大家都是一家人的概念，只是追溯民族的历史！所以请你不要给人家乱扣帽子！
崖山之后无中国?
1276年初，蒙古铁骑一路南下，临安沦陷，南宋朝廷土崩瓦解。年幼的益王赵昰和广王赵昺，在母亲杨太后的带领下，逃出都城，到达温州。大臣陆秀夫派人招来了躲藏于此的陈宜中，大将张世杰也率兵从定海前来会合。五月一日，赵昰在福州即位，是为端宗，改元景炎。陈宜中被任命为左丞相兼枢密使，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　南宋虽然投降蒙元，但福建、两广大片地区仍处在流亡小朝廷的控制之下，李庭芝也在淮东、淮西地区进行着顽强抵抗。但淮东、淮西等地相继失陷，李庭芝战死。景炎元年 （1276）十一月，元军逼近福州，此时福州有正规军17万，民兵30万，淮兵万人，足可一战，但由于主持朝政的陈宜中胆小怕事，因此小朝廷立足未稳，就又开始了逃亡。离开福州之后，朝廷只能四处流亡，辗转泉州、潮州、惠州等地。景炎三年（1278）春，来到雷州附近。逃亡途中，宰相陈宜中借口联络占城，一去不返。端宗在逃亡途中患病，四月十五日病死，年仅11岁。端宗死后，群龙无首，眼看朝廷就要分崩离析，陆秀夫慷慨激昂，振作士气： “诸君为何散去？度宗一子还在，他怎么办呢？古人有靠一城一旅复兴的，何况如今还有上万将士，只要老天不绝赵氏，难道不能靠此再造一个国家么？”众臣便又拥立年方7岁的赵昺为帝，改元祥兴。

很遗憾 真的有奴性
虽然只是少部分人

元军步步为营，不久雷州失守，形势危急。张世杰数次率军反攻雷州，但都没有成功，于是将流亡政权迁至崖山。历史似乎注定了要选在这里翻开空前悲壮的一页。
宋军到达崖山时，尚有正规军和民兵20万人，而进攻的元军只有数万，仅就兵力而言，双方相差悬殊，且元军不善水战，宋军无疑占有优势。但张世杰此时指挥出现了严重失误，他判断蒙古人的优势是骑兵，不擅水战，必须依靠水军与之作战，因此放弃了对崖门入海口的控制，把千余艘战船背山面海，用大索连接，四面围起楼栅，结成水寨方阵，把木制战船两侧用衬垫覆盖，以防御元军的火箭和炮弩，赵昺的御船居于方阵之中，打算在此死守。张世杰此举失误在于，一是放弃了对入海口的控制权，等于把战争的主动权拱手交给了对方；二是把千余战船贯以大索，结成水寨，虽然集中了力量，却丧失了机动性。此后张弘范率大批元军赶到，控制了崖山之南的入海口，又从北面和南面两个侧翼切断了宋军的所有退路。宋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此后10多天的中，宋军只能以干粮充饥，饮海水解渴，饮过海水的士兵呕吐不止，战斗力严重削弱。

当时，张世杰有个外甥在元军中，张弘范一连三次派其至宋营对张世杰劝降，张世杰说：“吾知降生且富贵，但义不可移耳！”。张弘范又叫囚禁中的文天祥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说：“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呼？”于是他写出了那首千古传诵的《过零丁洋》。张弘范看了一笑置之。张弘范没法，再派人向崖山的士民说：“你陈（宜中）丞相已去（占城），文（天祥）丞相已执，你们还想怎样呢？”士民亦无叛者。　二月初六早晨，元军发起总攻。元将李恒指挥水军利用早晨退潮、海水南流的时机，渡过平时战舰难以渡过的浅水，从北面对宋军发动了一场突袭，到中午，北面的宋军已被元军击溃。南面的元军又在张弘范的指挥下，利用中午涨潮、海水北流的时机，向宋军发动了另一次进攻。宋军南北受敌，士兵又身心疲惫，无力战斗，全线溃败。战斗从黎明进行到黄昏，宋军阵脚大乱，张世杰下令砍断绳索，率10余战舰护卫杨太后突围。张世杰率帅船杀到外围，见赵昺的御船过于庞大，无法突围，便派小舟前去接应。当时天色已晚，海面上风雨大作，对面不辨人影，陆秀夫惟恐小船为元军假冒，断然拒绝来人将赵昺接走。张世杰无奈，只得率战舰护卫着杨太后杀出崖门。

南宋虽然覆没，但输得是这样的悲壮，这样有节烈之气，勇士们面对外族入侵和压迫，拼死抵抗，为争取民族生存、自尊、自卫而英勇献身，义无反顾，闪耀着爱国主义的“崖山精神”，即中华民族精神。崖山精神，春秋大义，鼓舞后人。
“崖山多忠魂，后先照千古。”以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三忠”为代表的忠臣义士受到历代肯定，任凭沧海桑田，时代更叠，他们永被历史和人民铭记，千古流芳。正如蔡东藩《宋史通俗演义》最后结句诗：“一代沧桑洗不尽，幸存三烈尚流芳。”正因为有了他们的精神存在，崖山不仅仅是南宋王朝最后灭亡的遗恨之地，也从来就是人们抒发爱国情怀之地，历代政要、名人墨客、平民百姓临崖凭吊、叹息、兴感、追怀，如今又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中国文明垂世而独立，可以说是除西方基督教文明外最大的原创性文明，在游牧民族的入侵和打击下，在南宋末年，崖山之战后，整体性亡于蒙元，我们文明的发展的积累被破坏，可以说，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我时常想，古中华遗风，究竟会有何等的团结与彪悍，连相对柔弱的南宋，都有十万军民自发跳海殉国，这样的气节，何时能再次拥有？中华文明的复兴，需要今人的努力。崖山之役，应写入教科书，告知后人，华夏当有那样的气节。
我询问过我身边的很多人，他们的文化程度都在大专以上，有个还是硕士，但他们中十有八九不知道崖山之役，至于阎应元抗清他们根本就没听过。悲哀啊！中华民族的悲哀啊！如果那些在崖山之役中为民族事业牺牲和殉难的先祖地下有知，不知会怎么看待我们这些后世的子孙！

每每想起古华夏文明数千年的辉煌，再看看近世纪汉民族的麻木不仁，就感慨万千，暗自流泪，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复兴中华啊！虽然不赞成全民穿汉服，但汉服是我们民族文化不可多得的部分，是我们的民族服装，当你看到别的民族穿他们自己的民族服装的时候，你是否想到自己也有美丽的民族服装呢？而且汉服是被当时的满清强权用屠刀强制消灭的，不是因为她不美丽而被我们抛弃的，可以说汉服每一个细节都能体现我们民族文化的内涵，是我们华夏民族文化传承！
还是得继续，如果我们华夏民族文化沉沦了，那我认为离亡国也不远了。大家对此有何看法，共同探讨下

明朝以后无中华？
日本、韩国（朝鲜）、在历史上深受华夏文化的影响，甚至把中国说成是他们的文化母国；朝鲜、日本文明都是受中国文化的哺育，尤其是深受中国“华夷之辨”思想的影响。唐宋时期自不必说，下面以明代阳明心学为例。
王学对近代日本产生巨大影响，高濑武次郎在《日本之阳明学》中说：“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藤树之孝，蕃山之经论，执离之熏化，中乔之献身事业，乃至维新诸豪杰之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王学所赐予。”韩国岭南大学教授崔在穆说“起源于中国的王阳明思想，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产生了一新概念——‘阳明学’。”而“一生伏首拜阳明”这一著名诗句即为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的人生信条。

即使在明代，因丰臣秀吉野心膨胀而发动侵朝战争和明军作战时，日本对中华文明仍充满敬意。在西方传教士利马窦与金尼阁著的《利马窦中国札记》第一章中说：当沙勿略在日本的偶像崇拜者中间进行工作时，他注意到每当日本人进行激烈辩论时，他们总是诉之于中国人的权威。这很符合如下的事实，即在涉及宗教崇拜的问题以及关系到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们也乞灵于中国人的智慧。因而情况是，他们通常总是声称，如果基督教确实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会知道它并且接受它。

[2]“……而《华夷变态》一书的书名，可能最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对中国看法的转变，那是在延宝二年（1674），明清易代不久，林罗山之子林恕为《华夷变态》作序文时说，‘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这时的日本，就已经开始把中国视为鞑虏。……但是事实上，在17世纪以后的日本，情况却有很大的变化，他们提出，什么是‘中华’或‘中国’？他们认为礼俗最文明、秩序最安定、历史最绵延、风土最秀丽、人物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中国’或‘中华’，这‘中国’或‘中华’并不是地理名词，却仿佛是一个文化象征，它不一定就是那个大清帝国。贺茂真渊（1697～1769）在《国意考》中就说，‘他邦（中国）虽有博识之士，观其作为，不及天地之智也，其道可行于世者，几近于无……盖彼邦之学，因其始于人智而多邪理，其意旨亦易得也。而吾皇国之古道，自天地伊始，平坦宽阔，为其不可道破，后人亦难知之矣。吾邦古道，虽言绝迹，室则与天地共存，永无止境也’。因此，当他们越来越不认同清帝国的文化时，他们就不再把现实的‘大清帝国’看成是‘中华’，而把自己说成是‘中国’了，现在的研究者已经多次指出，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者，常常有这样的议论。”

[3]在日本人看来，中华文化其实已经和满清统治之现实中国是两码事情了。宇野哲人（1875～1974）来华这旅被Joshua A Fogel称为最后一个“儒家朝圣之旅”，他长年浸淫中华文化，心仪文化中国，他在《中国文明记》中告诉故乡亲人，初谒曲阜圣庙感动：“今夕是何年，得以拜谒圣庙，徘徊圣林，三生之幸也，欢喜不知所措。……啊，彼大成至圣之孔子，近在咫尺之间，虽眠于杂草之下，然其灵魂遍满宇宙，与天地共悠久赫赫以照世道人心’。”宇野哲人分别于1906年和1912年来华。但他看见在满清统治下和统治后的现实中国，却使他的中华梦破碎——宇野哲人“看到的现实中国的残破，从他在塘沽踏上中国土地时，已经一览无遗，他这样形容对中国的第一印象‘自塘沽上陆，最初之所见，非常遗憾，绝非愉快之事。夹河而建之民屋，均是极矮陋之泥屋，墙壁自不待说，连屋顶野是泥土所涂。时值冬枯时节，原野一望无际，满目荒凉，难怪先时将塘沽之民屋误为猪圈’。

[4]疑问渐渐地形成了这样的后果：在一些日本文人学者心目中，原本的一个中国变成了两个，一个是存在于他们记忆和想象中的、以汉唐中华为基础的“历史和文化的中国”，一个是在他们面前客观存在、大清帝国所呈现的“现实和政治的中国”。在那个时代，他们虽然还对“历史和文化的中国”怀有敬意，然而却已经开始蔑视这个“现实和政治的中国”。

即使是到了乾隆年间，出使北京的洪大容仍然坦率地告诉探问东国历史的严诚和潘庭筠说，“我国于前明实有再造之恩，兄辈曾知之否？”当不明历史的两人再问时，他动情地说：“万历年间倭贼大入东国，八道糜烂，神宗皇帝勤天下之兵，费天下之财，七年然后定，到今二百年，生民之乐利皆神皇之赐也。且末年流贼之变，未必不由此，故我国以为由我而亡，没世哀慕至于今不已。”这种在清帝国治下的人看来是狂悖的括，在朝鲜使者嘴中说出，让两个清朝文人都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