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这种题材太过轻飘，
配不上那些
显得睿智庄重的人中好佬，
就请对作者多多担待，他
只能用这些空想奇思
给他苦涩的日子添点乐趣，
在那惨淡的境地里，
他可不能改妆易颜
因为他被禁止
展示其德性的方方面面，
他辛劳的努力也没个回报。
…
我这就打住不再闲聊，
也不理会那种蠢货，
他们没准搞不懂什么叫生活。
——马基雅维利《曼陀罗》 序歌
我们要感谢施特劳斯，是他为我们解读出隐藏在阿里斯托芬戏谑甚至粗俗的剧目中的严肃意图。
——刘小枫写于《经典与解释》的某一本开头
也不知道上一次来帝吧是什么时候了，只觉转眼物是人非。发个贴权当自娱自乐。
很难想象一个写了《君主论》的马基雅维利会写出这样一部喜剧，这位自以为了解人世间全部事务的被后世誉为邪恶的帝王师的哲人为何会在喜剧开头写下这样一段充满悲凉的话。马基雅维利的喜剧不乏戏谑、欢闹的因素，但是我们读不出修昔底德式的悲凉。虽然两者都为我们揭示了一个赤裸裸的毫无道德可言的世界，马基雅维利的笔法却远比修昔底德要轻浮的多。
喜剧到底要揭示什么？喜剧诗人到底知道些什么？隐藏在马基雅维利的内涵之下到底是什么教诲？
在给1525年的一封信署名时，马基雅维利不知出于什么缘故，称自己是“历史学家，喜剧作家，悲剧作家”，我们不能忘了柏拉图在《会饮》的结尾写道，苏格拉底战胜了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和悲剧诗人阿迦通，维持清醒到了最后，也就是说，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清醒的人。
然而在真正能够看清荣耀与赞扬的人眼中，对政治的言说，或者说对政治的理性思考，会使一个人更加痛苦，并最终证明言说政治永远不能与政治行动本身相比。在他给朋友的信中，马基雅维利坦白说，“如果我花时间思考，这些思想总是给我们带来悲苦，我竭尽全力逃离这种悲苦。一个人必然要努力思考快乐的事情，但我知道除了‘操’没有东西能带给我更多的快乐”。马基雅维利暗示我们，只有这些快乐能让他忘却思考那些严肃重大的事情（致Vettori，1514年8月3日）。
马基雅维利远不是没有痛苦，他的痛苦甚至濒临绝望，这一点，哪怕一个粗略地读过马基雅维利作品的读者，都不无印象。如果他要说的话，那是因为他要“放松”，或是寻求帮助。换句话说，马基雅维利的喜剧，表面上是放松，其实却是对深藏的痛苦的讲述，不过这种讲述不仅仅是放松，还是他的“求助”。因此，要理解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他的性爱喜剧是一个重要的线索，而要理解喜剧的笑声，理解马基雅维利的“情人”为什么在自己忧心忡忡的时候却让听众感到轻松，就要理解马基雅维利的痛苦。事实上，喜剧作为一种“放松”，就意味着在喜剧的背后隐含了某种难以言传或者难以通过其他方式释放的痛苦。那么，对于马基雅维利，或我们这些现代人来说，这种根深蒂固的痛苦是什么呢？是终身之患，还是一朝之怨，或者是某种无言的“孤愤”？
根据古代哲学的通常说法，面向自然的哲学家的首要目标是观天。对这一完全高于人的目标的沉思直观是人的存在的根据。而悲剧正是发生在以这个高于人的“天”为背景的月下（sublunary）世界中。在这个悲剧世界中，人的努力与“天”规定的命运不断撞击。在这个撞击中毁灭，但也同时不断照亮的，正是必朽者最美好的瞬间。然而在现代哲学中，自然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天”，而是没有任何方向，也没有任何目的的同质空间。自然不过是一部上帝造的机器，或许比任何人造的机器更精密，但仍然只不过是机器而已。在新的机械论物理学中，自然与人为的界限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世界秩序的夷平，自然的人为化，意味着“世界的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