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环球时报》2008年报道，据韩国海洋**厅公布的资料显示，从2004年到2007年4年间，韩国海警共计扣留2037艘非法作业的中国渔船。此期间被捕的中国船员达20896人，仅保释金就交了213.55亿韩元(1元人民币约合180韩元)。（记者 陈霄）

　　这名船主还说，为了降低被韩国抓住罚款的风险，他们还曾经顶着12级的大风出海打鱼，因为彼时风力太大，非常危险，韩方既不会出动舰艇也不会出动直升机来执法。
　　西崴子村另一名超过13年船龄的船主说，他们甚至尝试过在被追赶得实在无法跑掉时，为了阻却韩方执法，就将海水放入船中来，海警无法登船只好退走，随后才费劲将海水又抽干。
　　渔民们还抱怨韩国采取的举报偷鱼奖励提成政策，他们说韩国的渔民热衷于向韩国当地海事主管部门举报中国渔船越界捕捞，因为海事主管部门抓住中国渔船罚款后，会给举报者提成奖励。
　　“失海”远行
　　污染严重和过度捕捞是导致渔业资源减少的重要原因，但相关部门的执法不严，也难辞其咎
　　张家波亲历了新中国的渔业发展。上世纪60年代村里生产队开始养船时他就跟着跑船：“那个时候要贫下中农才能去跑船，怕成分不好的人有海外关系，当船员的收入不错，好的时候每天一元。”
　　他向记者回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捕鱼的黄金时代，当时“家门口货多”。
　　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上世纪80年代近海捕捞上来的海蜇这么大———一只三四十斤，当时海鲜却不值钱，只能卖到4分钱一斤，现在能卖一斤四五十元了，海蜇却越来越小，20斤的都少见了。
　　今年渔民们甚至一只海蜇也没见着。
　　位于辽东半岛西北部的盖州有42公里的海岸线，年产渔虾蟹贝等以10万吨计，海蜇产量全国居首，占据全国产量的60%。
　　沿海从事捕捞的渔民也靠海吃海富了起来。
　　下辖沿海四村的团山街道办书记孔垂令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四个村3.6万人口，有50%的人养船(自己有船从事海上捕捞作业)，在捕捞业和海产品加工业的带动下，今年村民的人均年收入达到1.2万元，这是去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两倍。
　　近十年来，渔民慢慢发现，海蜇越来越小，各种鱼越来越少，过去活跃的青皮鱼、鲅鱼、油扣鱼现在几乎难觅踪影，而最受市场欢迎的对虾已基本绝迹。
　　当地渔民喜欢使用小眼渔网，一网撒下去，大鱼小鱼全上来，渔民则享受这种满载而归的喜悦。
　　小眼渔网一直为韩国立法禁止，这也成为越界渔民频繁“犯规”的原因之一。由于渔业资源告紧，近两年中国也开始严格限制渔网网眼规格。
　　船主刘会生感慨，污染严重和船多过度捕捞是导致渔业资源减少的重要原因，但相关部门的执法不严，也难辞其咎。
　　坐在《法治周末》记者面前的船只主们纷纷抱怨，每年6月20日到8月20日的休渔期，本来就是为鱼产卵、小鱼孵化专门留出的种群休养生息期，当地却总有渔船在休渔期内就捕捞，而主管的渔业部门却坐视不理。
　　更有甚者，船主们反映，有时渔业部门还告知船主，只要缴纳2000元罚款，就可以在休渔期继续捕捞。
　　渔民们为此纠结不已———他们清楚这种掠夺式开发导致的渔业资源枯竭的恶果迟早也得自己或者子孙承受，但他们却难以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将手指般粗细的小鱼一船一船地运走，而自己却老老实实地独善其身。
　　孔垂令特别理解渔民的痛苦，他知道渔民希望政府管住污染，希望政府严打违法捕鱼，该休渔的时候休渔。
　　“可是我们没有执法权，执法权在地市一级，除了宣传再宣传，我们什么手段也没有。”孔垂令说。
　　渔民往韩国跑，去偷鱼，孔垂令也很清楚，可惜除了安排村民多上些法治教育课，他别无办法：“没有吊牌权，没有罚款权，没有取消油补权，只有教育权。”
　　船主刘会生说，在当地电视频道上经常出现诸如朝韩关系紧张，越界捕捞危险，越界偷鱼要受重罚，后果自负之类的告诫，村干部也曾拿着相似的通知挨家挨户地让船主签字，不去韩国打鱼。
　　但是字是照签，鱼仍是照打。
　　船主张家波透露，大船出一次海，油费和雇小伙(船员)等费用要花掉8.5万元，如果找不着鱼，船主就会亏钱，一年总的费用算下来80万元左右，如果打的鱼刚好卖了80万元，这一年就白干。而如果满载而归，又幸运地没有被罚，一趟下来的收入则高达20万元至30万元。


什么事情都要了解真相
盲目的喊叫没有意义

一次次的谴责一次次的抗议 我听的都要吐了

中国渔民在南沙捕鱼，是在自己的领海还是菲律宾领海？中国渔民与韩国的问题也是如此，关键是在谁的领海内作业，中韩好像是在有争议的海域发生问题，那和在别国捕鱼是不同的，如去别国领海捕鱼那就是非法的，我们就是无理的。

至于跟棒子国 偷鱼就是不对的 今天又干死一个

前段时间看CCTV12,还是关于渔民怎么捕鱼,怎么生活
如果不用电捕鱼,就不够吃的,用电又不利于长期发展

人不可过于贪婪，渔民也不例外，如果照现在的方式捕鱼，终会有一天，任何水里也不能有鱼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