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的BLOG

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二日，《骆驼草》周刊在北平出版。创刊号上，署名丁武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一文云：“新近得见由郁达夫鲁迅领衔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真是不图诸位之丧心病狂一至于此。”文末将此事归结为“文士立功”，即有政治野心之举。十二天后，鲁迅在上海写信给章廷谦说：“《骆驼草》已见过，丁武当系丙文无疑，但那一篇短评，实在晦涩不过。以全体而论，也没有《语丝》开始时候那么活泼。”所谓“丙文”，即冯文炳，亦即废名。此刊以后各期，不知鲁迅是否看过，而第三期就有一篇《闲话》，仍署名丁武，专门解释何以要写那篇短评，有云：“不愉快的事，因了郁达夫鲁迅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我刺了鲁迅先生一下。郁达夫先生呢，那实在是一个陪衬，……” 

    这可以说是废名对于鲁迅态度的转变；而这一转变，又因为在其看来，一九三〇年顷鲁迅本身发生了转变的缘故。说来二人交往已久。一九二四年废名曾作《〈呐喊〉》一文，是关于《呐喊》较早的评论文章。当时他还在北京大学读书，已经开始小说创作。后来有种议论，说废名写乡土小说，受了鲁迅的影响，然而废名在此文中最推崇的，却是《孔乙己》。在《从胡须念到牙齿》（一九二五年）中，废名谈到与鲁迅最初见面的情形：“鲁迅先生我也只见过两回面，在今年三四月间。第一次令我非常的愉快，悔我来得迟。第二次我觉得我所说的话完全与我心里的意思不相称，有点苦闷，一出门，就对自己说，我们还是不见的见罢，——这是真的，我所见的鲁迅先生，同我在未见以前，单从文章上印出来的，能够说有区别吗？”一九二五年和二六年的鲁迅日记中，也有若干关于废名来访或来信的记载。

    当时废名对鲁迅极表推崇。譬如《从胡须念到牙齿》中说：“鲁迅先生近来时常讲些‘不干净’的话，我们看见的当然是他干净的心，甚至于看见他的苦闷。”这里可以看出废名觉得自己对鲁迅独有理解，而其与一般后辈景仰先贤不同者，的确也在于此。《给陈通伯先生的一封信》（一九二七年）中更说：“说到鲁迅先生，我要提出一个较大的问题，就是个性的表现。……鲁迅先生一年来的杂感，我以为都能表现他自己，是他‘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此文也谈到周作人，有云：“他为人的健全，难道有心人还看不出吗？”在此前的一篇《偏见》中，废名甚至宣布自己的“偏见”：“凡为周作人先生所恭维的一切都是行，反之，凡为他所斥驳的一切都是不行。”由此可见其对周氏兄弟取向有所不同，是思想上接受乃弟，心灵上却与乃兄多所契合也。要而言之，其间正是思想家与艺术家的区别。此种契合，强烈而不无戏剧性。最明显地表现在《忘记了的日记》（一九二七年）中：“昨天读了《语丝》八十七期鲁迅的《马上支日记》，实在觉得他笑得苦。尤其使我苦而痛的，我日来所写的都是太平天下的故事，而他玩笑似的赤着脚在这荆棘道上踏。又莫明其妙的这样想：倘若他枪毙了，我一定去看护他的尸首而枪毙。于是乎想到他那里去玩玩，又怕他在睡觉，我去耽误他，转念到八道湾。”这番话曾被论家认为有所象征，其实其间并无取舍，还是前述对艺术家与思想家的不同认同罢。一九二九年鲁迅回北平省亲，五月十九日日记云：“上午冯文炳来。”是为二人所见最后一面。

       废名在心灵上与鲁迅如此契合，大概即是他后来批评鲁迅的根由所在——当他感觉鲁迅心灵有所变化，对鲁迅的看法也就随之变化。一九三〇年初鲁迅的一系列举动，如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等，可能正被废名看作是其心灵变化的迹象。在前述《闲话》中，废名说：“我时常同朋友们谈，鲁迅的《呐喊》同《彷徨》我们是应该爱惜的，因为我认为这两个短篇小说集是足以代表辛亥革命这个时代的，只可惜著者现在听了我的话恐怕不高兴了，倘若如此，我以为错在他，不在我。我以为我的这句评语是衷心的赞美，不胜恭敬，著者也足以受之而无愧了，可慰他多年的寂寞与沉默。与著者同时代的，除了这两本书没有别的书。” 废名称鲁迅为“那时的一位孤独者”，他一向所理解所热爱者，正在这里；在他看来，鲁迅现在已经不再孤独，而被别的什么所左右了：“‘前驱’与‘落伍’如果都成了群众给你的一个‘楮冠’，一则要戴，一则不乐意，那你的生命跑到那里去了？即是你丢掉了自己！”他的结论是：“‘群众’两个大字，我们是可以站得起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