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兰考县采访的时候，感受最大的是中医学的落寞，除了有限的几个人之外，少有人知道这里曾出过一位旷世名医张从正。
　　在兰考反复追寻张从正故里，得到了三种以上的说法:有说是在城关镇张医王村的，有说是在小宋张老庄，而墓地则在张君墓镇，甚至还有人说是在民权县林七乡西南一公里旧县集处。据兰考县张从正研究会会长傅百轩介绍，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有不少韩国人、日本人来到兰考，拜谒这位医学大家，于是县里组织人员开始考察张从正故居，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考察，他更倾向于张从正是小宋张老庄一带的人，当地人曾将张氏家谱保存下来，但金元时期的部分却失落了，因而无法确证。但这一带的沙丘较早是一个极大的墓冢，至今还有人从沙丘下挖出古墓砖石，并且当地有很多关于张从正行医的传说。由于不能确证张氏故里到底在哪里，县里就把张从正的故里放在了城关镇的张医王村，并且还在这里举办了几次学术会议，立了十几通碑。顾名思义，张医王就是老百姓对名医张从正的推崇。但这个名字也是改过的，以前这里叫张宜王村。
　　当我来到张医王村的张从正故里碑处，这里已是一片荒凉，除了四周的数棵柏树还挺立着，其余的石碑都已被扳倒、砸断，似乎没有人以他为荣，相反倒有无穷的怨恨。一代名医，高风亮节，却遭后世如此轻贱，良可叹哉！良可叹哉！
　　我在想，假设兰考不欢迎这样一位名医，不承认他是兰考人，何妨将他让与民权？但历史无可更改，因为《金史·张从正传》明载:“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睢州考城(今兰考县)人。”
　　儒门事亲有深意
　　张从正为人豪放不羁，喜饮酒赋诗，思想上却受宋儒影响颇深。从他的著作命名为《儒门事亲》来看，宋代儒医的精神已经深深地印在他的心底。张从正在这本书中说:“惟儒者能明辨之，而事亲者不可以不知医也。”即认为知医为儒者分内事，作为孝子更应该懂医。
　　这种思想可以上溯到北宋的“二程”。程颢是理学家中将医道与孝道相提并论的第一人，他说:“病卧于床，委之庸医，比于不慈不孝。事亲者，亦不可不知医。”侍奉双亲自己必须要懂医道，否则交由庸医乱治，自然是“不孝”；即使是自己有病，也不可轻率地任由庸医乱治，否则就会使父母背上“不慈”的恶名。可见“大程”对庸医误人有较深刻的了解。程颐也认为人子事亲学医“最是大事”，他说:“今人视父母疾，乃一任医者之手，岂不害事？必须识医药之道理，别病是如何，药当如何，故可任医者也。”
　　在宋代之前，虽然像张仲景等人也曾提倡儒者知医，但也无法与张载、“二程”等理学家相比。在南宋理宗之后，理学把孝道定为人人不能违反的“天理”，具有无上的权威。在此种社会背景下，医家无不谈“孝”，甚至以“孝”治医。张氏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以医为仁术，修德敬业，强调对医术的深入研讨；对病人无论贫富贵贱、华夷愚智，都一视同仁，尊重同道和病人，不自欺，不欺人，知行合一，品德高洁，可以说将宋代儒医的精神发挥到极致。
　　金兴定年间(1217～1221年)，在张从正六十余岁时，被金朝召入太医院供职，由于看不惯“官医迎送长吏，马前唱喏”的卑耻之态，受不了官场上的各种束缚，不久便辞归故里，游历颍水一带，为民众治病。此间，结识了颇有文名的麻知几和常仲明等，便经常在一起讨论医学，“相共讲明奥义，辨析至理，深悼传习之弊，力矫而正绪”。麻氏既有文名，又好医方，便主动帮助张从正把平日所著议论及尝试之效，编辑成册，名曰《儒门事亲》。
　　三法奇效疗杂症
在《儒门事亲》中，记载有张从正用“汗、吐、下”三法治疗了许多疑难杂症，其奇思妙想，令人叹为观止！
　　像有一个姓刘的仓长(相当于现在的仓库管理员)，大便量少且频，每天都要解上七八十次，无奈之下，他只好在两腿之间挂上一个水瓢，弄得浑身臭不可闻，因此痛苦不堪，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十多年，怎么也治不好。张从正知道后，就对病人说:“大便量少且频，是欲通而不得通的征兆，只要用药泻一通，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在中医上属于通因通用的治法，一剂药就可以痊愈了。”处大承气汤，病人服用后一直泻肚不止，第二天就回复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