寅恪先生继承并发展了求真实供鉴诫的宝贵思想。在他的论著之中，对见“发覆”之语。“发覆”即探求历史真实，而史家探求真实，正为“陈述覆辙以供鉴诫”。寅恪先生在解决李唐氏族问题时，“历时数载，文成万言，有误必改，无证不从，庶几因此得以渐进事理之真相”（《李唐武周先世事迹杂考》），“惟偏蔽之务去，真理之是从”（《三论李唐氏族问题》），孜孜不倦，发覆求真。除屏除偏蔽、穷竭所有的求真方式外，他还继承了我国“古之学者为己”（即用读书来完善自己，提高品德，而不是用其换取别人赞誉，求得荣华富贵）的优良传统，并进而提出“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桔，真理因得以发扬”，强调读书治学必须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惟有抛弃个人名利， 矢志不渝，甘心淡泊寂寞，读书为人治学，才能求得真正的历史真实而供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发展之鉴诫，这也正是寅恪先生欲写一部《中国历史的教训》的真正含义。 
　　除求真实借鉴诫外，王先生还将寅恪先生的重要史学思想概括为民族与文化，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贬斥势力、尊崇气节及重视社会经济的作用等多项。中国数千年来的历史是汉民族与境内及周边诸民族友好交往、冲突、融合的过程，对这一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寅恪先生提出种族文化为核心，二者相较，文化尤为重要的宏论。文化依托于社会经济制度存在，民族与文化、重视社会经济的作用等，是寅恪先生探求中国古代历史真实的总结之论，同时对今天也具有借鉴意义。寅恪先生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揭示了中外思想交流的基本准则，用吸收外来的先进思想发展壮大自己，而不是妄自菲薄，这实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命运，不能以一般论说等闲视之。寅恪先生生于江西义宁忠义之家，曾祖陈琢如被郭嵩焘称为“江西隐君子”，地方人士称陈家为“义门”。其祖陈宝箴在内忧外侮之时，立志惟新，卒振兴湖南。父陈三立“以吏能廉洁及气节文章颇负重名于当代”（《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他受父祖熏陶教育，一门数代忠义是他崇尚气节史学思想的渊源。“贬斥势力、尊崇气节”也是宋代史学的重要特点，因此寅恪先生的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重气节等也是与宋代史学思想一脉相承的。 
　　 
三、治史方法 

　　王先生注意到寅恪先生多次提到“长编考异之法”，他赞叹杨树达先生治《论语》之方法为“考订是非，解释疑滞，此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乃自来访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模楷也”（《杨树达〈论语疏证·序〉》）。杨树达治经之法“与宋贤治史之法冥会”，才有示后人轨则之成就。那么，什么是寅恪先生如此推重之宋贤治史之法呢？ 
　　带着这一疑问，王先生仔细阅读了司马光《答范梦得》（《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６３）。在这封信里，司马光详细说明了《通鉴》的编纂方法，撰写程序分为两步，第一步编修丛目，即先编事目，将事件据《实录》按年月日标出，汇集诸书记载逐条将所出篇卷附注于事目之下，逐条附记，编为丛目。关于唐代者，只注《新唐书》是不够的，《旧唐书》志传以下以至诸人文集与当日史事稍有关系者，都要依年月日注所出篇卷于事目之下，过多不害。丛目编纂须二三年功夫。第二步为修长编，检出丛目中所汇集史料，或择一明白详备者、或左右采获、错综铨次、取此舍彼，广取诗赋、诏敕、妖异、谈谐等，宁繁毋略，取舍之由附于注中为考异。司马光此文并未得到学界充分重视，但它完整而具体地记录了宋代史学的“长编考异”之法。 
　　寅恪先生表彰杨树达用长编考异之法治经开一区宇，他自己是否也用此法治史呢？研读了《答范梦得》， 再回过头来重读寅恪先生著作，王先生惊喜地发现，寅恪先生正是用此法治史的。如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论述李德裕与牛僧孺两派斗争，寅恪先生在引证《旧唐书》卷１７６李宗闵传后，又注出《新唐书》１７４李宗闵传同，并参考《新唐书》１７４牛僧儒传，《旧唐书》１４８、《新唐书》１６９裴垍传，《旧唐书》１５８、《新唐书》１６９韦贯之传。《旧唐书》１６９，《新唐书》１６３杨於陵传，《旧唐书》１６９、《新唐书》１７９王涯传， 《旧唐书》１４宪宗纪下元和三年夏四月条、《通鉴》２３７元和三年四月条等，共包括１２条史料，此即汇集史料时的广搜群籍，与长编考异之法中将诸书所出篇卷注于事目下编丛目法相合，寅恪先生每引文后附的参见等注，即此事件的丛目。又如下篇论述“黄头军疑出自回纥”时，在《旧唐书》１９僖宗纪后注：参考《旧唐书》１６１李光颜传、《新唐书》１６５郑余庆传附从谠传、１６７王播传附式传、１７１李光颜传、１８８杨行密传、１８９高仁厚传、２０８宦者传下田令孜传、２１４藩镇泽潞刘悟传，又同书４３下地理志羁縻州回纥州鸡田州条、６４方镇表兴凤陇栏大中五年条等，与黄头军有关的十条史料被一一注出，也与丛目“但与其事相涉者即注之，过多不害”的编纂方法相合。王先生近年参加整理出版的《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尤多这样的丛目，有心的读史者不但可以从中体会寅恪先生所继承的宋代长编考异之法，亦可以据此丛目继续寅恪先生的研究，发潜德之幽光，此岂是寅恪先生个人之幸！

 
　　丛目为长编考异之用，寅恪先生列举史料时，也多次运用长编的或择明白详备者录之、或左右兼采之法。如《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引《旧唐书·郑覃传》之后，注“此十八字据《新传》之文”，此即左右采获、参合录之之例。又如《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新乐府论海漫漫引《旧唐书·宪宗纪》后注：“《太平御览》１０４亦引此文，较为明晰，今参合录之”，此为择明白详备及兼采之例。运用丛目长编考异之法，寅恪先生不仅考证时间、地理、人事，而且总汇贯通，解明前后因果发展源流之关系，如超越时空限制，考察隋唐制度渊源，这已是运用其法而超越宋代史学的境界了，这是寅恪先生对宋代史学的发展。 
　　寅恪先生治史的另一重要方法为神游冥想真了解之法。今人去古久远，所依存材料仅为当时遗存的最小部分，要凭借残余断片窥测古代历史全部结构，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的眼光及精神，神游冥想，与古人处于同一境界，才能真了解其苦心孤诣，真了解其真实背景，重新建构当时历史的大厦。这种神游冥想之法要求：①具备独立精神自由意志，不为时说固见所拘束；②对现存残篇断简殚精竭虑，详细考索，深入理解；③对与之相关甚至无直接关系的史料熟稔于胸，融汇贯通，这样才能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寅恪先生通过关陇集团的姓氏改易，通过分析西魏北周时北魏北齐、江左的政治格局，得出宇文泰苏绰制定了精神上独自成一系统的关中本位政策，就是运用此法的一例，其它如论王导的功业及唐太宗魏征的关系等也是如此。这是寅恪先生能在千余年后发覆而求得历史真实的重要原因。 
　　长编考异与神游冥想真了解之法，一为治史的最基本方法，一为在传统治史方法上的升华，都是今天研究历史所必须的。前者要求勤读勤记，广搜群籍；后者则需要勤思苦想，精神专一。学思相辅，此为治学不二法门。 
　　王先生最后说，在寅恪先生与师母唐筼结褵时，吴雨僧先生赠诗有“斯文自有千秋业”句，雨僧先生可谓寅恪先生的知音。在清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时，寅恪先生即已指出学术独立，“实系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学术独立，民族精神独立，国乃不亡。读书治学，为我们民族的千秋事业。王先生读寅恪先生书，使他受益终身，今将自己的理解体会说出，愿与青年朋友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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