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当南都记者走访道里区、哈尔滨市两级疾控部门时,工作人员尚对李贵宾家的事一无所知。
河南新乡农圞民张兆华能理解李贵宾的心情。家里的饭桌上,除了馒头、稀饭、咸菜,已难看到其他菜,两个儿子性格迥异,小儿子调皮捣蛋,大儿子张俊龙才12岁,已经开始唉声叹气。去年9月15日,他从操场上被同学喊去打圞针时,父母甚至都没听说过强化免疫活动。
“他是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很麻烦,不好治愈,发病的原因很复杂,跟疫圞苗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讲得通,但没法确定”,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徐学聚医生说。
鼻眉之间鼓圞起的包记录着孩子曾遭的罪。最低时,血小板只剩下几个单位,护圞士只能使劲往他鼻子里塞棉花,去阻挡止不住的血,以至于棉花把鼻腔摁坏,还伸到了嘴里。接下来的日子,一边治着再障,一边还数次住院,治疗流脓的鼻子。
“不敢找医院理论鼻子的事,怕他们一生气,不管治再障了”,老张坦承心情,“县里不承认是疫圞苗引起的,又没钱做鉴定。能借的钱都借完了。”
张圞林的隐忧也未除,“担心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转成再生障碍性贫血,山东临清的孙海明女儿就是这样,手部还坏死了,所以要想办法,尽快把病治好。”
然而,无论张圞林、张兆华,还是李贵宾、陈军,都已债务满身,步履艰难。治疗拖垮了这些疫圞苗问题家庭,支撑他们的,或许只剩下信念。“我和爱人有这么个信念,只要孩子在身边,失去一切、花多少钱,我都认了”,李贵宾说。
回望与反思
“风险再小,也没有必要搞这件事”,这些认定、未认定的异常反应案例,就是王月丹所说的风险。
他解释说,“风险是个群圞体性概念,麻疹有风险,接种也有风险,希望通过这次强化免疫能让公众明白,选择比评价疫圞苗本身是否安全更加重要。”
陶黎纳将强化免疫定义为“一种粗放的、一刀切式的公共卫生策略”。据他介绍,上世纪八圞九十年代,中国的预防接种工作基础薄弱,人群麻疹疫圞苗接种率普遍不高且缺乏书面接种记录证明,“对人群进行书面接种记录验证后对无接种史者进行接种在操作上反而显得繁琐,无论接种史都接种1剂麻疹疫圞苗有利于简化接种流程和迅速提高该人群的麻疹免疫力。因此,麻疹强免只是在特定背圞景条件下的一种公共卫生行动,且只应该用一次,之后应该靠常规接种工作保持人群的免疫力。”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着手建立起了一整套的免疫规划,去年参加强化免疫的孩子大都持有疫圞苗接种卡,上边详细记录了他们的疫圞苗接种次数,在王月丹看来,继续采取这种不问接种史的公共卫生行动就显得不合时宜。
然而,即使他们早在去年9月初就发表这些观点,仍未改变强化免疫的执行。
“就好比一艘航空母舰出海了,再想要它回来就需要非常大的力量——箭在弦上,近亿支疫圞苗都制圞造好了,难道要浪费1.53亿的投资?要改变院士这一级的那些预防医学专圞家的观点是很难的,他们担心传染病,却忽略了疫圞苗本身的风险”,王月丹说,“其实,不需要的地方宁可浪费。”
在他看来, 在大部分地区没有麻疹流行的情况下,首先不应采取这种过激决策,真的要执行时,也应检测血清阳性率,看孩子们拥有抗体的比率,“花钱检测比直接打疫圞苗保险,现在决策时应该有这种以人为本的思路,毕竟不是刚解圞放的时候了,当时传染病比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威胁大,应该抛弃那种温饱型想法了。”
陶黎纳则认为,血清学检测各方面成本较高,更科学、节约的做法是根据接种证查漏补种。
卫圞生圞部门并未采纳这些意见,仍按原有方案实施了强化免疫。在今年1月的全国卫生工作会上,卫圞生圞部部圞长陈圞竺称,包括去年9月这一次在内,2010年全国范围完成1.02亿人次(有专圞家估计,去年9月的强化免疫实际接种人数在8000万左右)的麻疹疫圞苗强化免疫,麻疹发病率较上年同期下降25.8%。
然而,强化免疫的效果并不全都这么喜人。一位疾控部门工作人员告诉南都记者,去年的这轮强化免疫对免疫规划工作打击重大,“主要是对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的打击,工作量非常大,又不被某些群众理解,个人也未增圞加收益。医务人员工作热情下降,影响工作质量,接种率低,疫情升高,(同时还要)开展其他补充免疫、查漏补种等大量工作,这是恶性循环。”
尽管有这些负圞面效应,她依旧相信,全国统圞一时间开展强化免疫是有必要的,“有过接种史,也有可能免疫失败的。或者某些由于个体原因,抗体下降得比较快,即持久性差,所以国圞家出钱再次加强免疫,是好事。”
时隔一年,观点的交锋并未缓和,接受采访时,王月丹提醒说,反思强化免疫尚未到时候,“美国1976年有一位士兵死于猪流圞感,刚上台的福特总统需要树立权威,所以展开强化免疫,当时就造成13例死亡、1000多例格林巴利综合症,这件事直到2007年还有争议,所以讨论中国的强化免疫可能还需要时间。”
“不过,经过这一次,强化免疫在很多年之内应该都不会搞了”,王月丹说,“卫圞生圞部的工作重点是医改,而且人们的知识层面改变了,不像几十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