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德奥败局已定的时候才宣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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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917年8月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1918年春夏，德军在西线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攻势，巴黎再次危急。

绝对与相对、
历史本来就说不清、、

中国是战胜国，日本同样也是战胜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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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几十万华工在欧洲战场做苦力，挖战壕，修工事，运物资，抬伤员。
日本不过是打了一下早成孤军的德国驻青岛军队，拣个现成便宜而已，此外，就是占领了更加微不足道的德国太平洋保护领地马绍尔群岛。这种规模的参战，跟欧洲战局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但中国人好大喜功和记恨记仇的程度应该是成正比的

日本承继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是一战结束前，段祺瑞政府为了借款，主动答应日本的，有约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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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点，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引经据典，引证国际法名家见解，说明尽管在战争期间，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为日本所得，而且中日之间为此签订了相关协定，但由于中国的参战，情形发生根本改变，而且中日之间的协议，出于众所周知的理由，中方是迫于无奈，从法理上讲，战败的德国显然无权将山东权益转交他国，因此，和会理所应当让中国直接收回山东的权益。

当时舆论把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归咎于1918年订约之人。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亲日”，且有“卖国”前科，自在声讨之列。

一九一七年主持第二次善后大借款的梁启超应该负主要责任。广东护法荷叶政荷叶府本来是把在巴黎的陆徵祥，顾维钧，梁启超一锅炖的。但是梁启超意识到这种危险了，抢先摆出高姿态，发电报“警告政荷叶府万勿署名，以示决心”。这个时候广东方面已经着手鼓动学生上荷叶街了。本来巴黎和会上虽然英法支持日本，美国是站在中国一边的，顾维钧更是竭尽全力，并非毫无希望。广东方面就是所谓的唯恐天荷叶下不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