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2004年第1期
阎步克(北京大学)
一、问题的提出
“西省”是南朝宋、齐、梁、陈朝廷中的一个机构,其中容纳了一批侍从军校。与之相对的还有一个“东省”,它容纳了一批文职散官。二者一“武”一“文”,两相辉映。本文的目的,便是对南朝“西省”之仕途、候选以至位阶意义做一番叙述考察。
这个论题看上去有点儿鸡毛蒜皮,但在此我们有一个较大的背景考虑。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是相当发达的,官僚的选任管理形成了日益严密的制度,并且带有传统社会的鲜明特点。四十年代曾资生先生对“汉唐贮才制度”已有论说,他把汉代大夫、郎署及各种待诏,唐代诸馆诸院中的诸官,视为“君主左右的贮才”;把掾属僚佐视为“幕府的贮才”。黄留珠先生近年也有相关意见:“中国古代在选拔官吏过程中,每每将已选出的人才,放在某种特定的位置上,进行考察和培养,然后再择优任用。人们习惯把这种做法称为‘储才’(或作‘贮才’)。”其所论储才形式包括先秦客卿制、汉代郎官制,唐宋以来的科举“选士”相当于广义的储才,明清的庶吉士制度则为狭义的储才。
把视野放开一点儿,这里所涉问题还不限于“贮才”而已。帝国朝廷中往往存在着一些机构、官职或名号,它们在兵刑钱谷等方面的行政职能较为淡弱,有时其职能规定只是徒具其名,但它们却具有不容忽视的仕途意义,比如说候选、储才,或以特定方式安排冗散官员,有些官称甚至仅仅是名号而已,其功能是赋予某些人等以名位或标示其品阶。现代文官体制中就不大看得到类似现象了。除了直接处理兵刑钱谷、考课铨选事务的功能性官职,这一大类官署、职位和名号的存在,确实是传统政治最有特色的方面之一。它们可能为某个群体或阶层提供了特殊仕途,其官衔高下可能构成了品位阶梯,用于标示官僚身份、增损资望,等等。这类官职的来源、数量、类别和形态因时而异,其每一细微变化都可以折射出其时政治变迁。就认识中华帝国官僚政治而言,对此类官职的研究,其意义也许不在那些功能性的机构和官职之下,它揭示了帝国政治的另一些侧面。
本文打算讨论的西省以及与之相对的东省诸官,便是可以纳入上述论域而加以研讨的机构和官职。我们可以将之置于汉代郎署与唐代散官之间,来显示魏晋南北朝东西二省的历史地位。黄先生以汉代郎官为储才机构。汉代郎署的候选意义,学界的既往揭示已相当清晰。比三百石的郎中秩位略低的县长,其职责虽被规定为“更直执戟,宿卫诸殿门,出充车骑”,但终归是被视为浮食冗散之官了,其候选意味远大于其宿卫职能。郎署被用以安排孝廉及其他诏拜为郎者,“以观大臣之能”的说法显示郎官宿卫还有培训用意。王朝从郎署中选拔各色官员,使之呈现为一个储才之所,“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因孝廉往往举自郡吏,而郡吏不算王官,因而察孝廉而入郎署,又形成为官吏仕途上的一个中转站。
我们再看唐代。唐朝官员入仕首先要通过科举、门荫等途径获得“出身”,“出身”即是文武散官。唐制,“入仕者皆带散位,谓之本品”。文武散官各二十九阶。所获散官在四品以下者,按制度都要前往吏部或兵部番上当差,限满方能获得担任职事官的资格。史载:“朝议郎已下,黄衣执笏,于吏部分番上下承使及亲驱使……。两番已上,则随番许简,通时务者始令参选。一登职事已后,虽官有代满,即不复番上。”武散官以远近为八番,三月一上。这种散官番上制度,也不妨视为一种见习、培训。
阎步克(北京大学)
一、问题的提出
“西省”是南朝宋、齐、梁、陈朝廷中的一个机构,其中容纳了一批侍从军校。与之相对的还有一个“东省”,它容纳了一批文职散官。二者一“武”一“文”,两相辉映。本文的目的,便是对南朝“西省”之仕途、候选以至位阶意义做一番叙述考察。
这个论题看上去有点儿鸡毛蒜皮,但在此我们有一个较大的背景考虑。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是相当发达的,官僚的选任管理形成了日益严密的制度,并且带有传统社会的鲜明特点。四十年代曾资生先生对“汉唐贮才制度”已有论说,他把汉代大夫、郎署及各种待诏,唐代诸馆诸院中的诸官,视为“君主左右的贮才”;把掾属僚佐视为“幕府的贮才”。黄留珠先生近年也有相关意见:“中国古代在选拔官吏过程中,每每将已选出的人才,放在某种特定的位置上,进行考察和培养,然后再择优任用。人们习惯把这种做法称为‘储才’(或作‘贮才’)。”其所论储才形式包括先秦客卿制、汉代郎官制,唐宋以来的科举“选士”相当于广义的储才,明清的庶吉士制度则为狭义的储才。
把视野放开一点儿,这里所涉问题还不限于“贮才”而已。帝国朝廷中往往存在着一些机构、官职或名号,它们在兵刑钱谷等方面的行政职能较为淡弱,有时其职能规定只是徒具其名,但它们却具有不容忽视的仕途意义,比如说候选、储才,或以特定方式安排冗散官员,有些官称甚至仅仅是名号而已,其功能是赋予某些人等以名位或标示其品阶。现代文官体制中就不大看得到类似现象了。除了直接处理兵刑钱谷、考课铨选事务的功能性官职,这一大类官署、职位和名号的存在,确实是传统政治最有特色的方面之一。它们可能为某个群体或阶层提供了特殊仕途,其官衔高下可能构成了品位阶梯,用于标示官僚身份、增损资望,等等。这类官职的来源、数量、类别和形态因时而异,其每一细微变化都可以折射出其时政治变迁。就认识中华帝国官僚政治而言,对此类官职的研究,其意义也许不在那些功能性的机构和官职之下,它揭示了帝国政治的另一些侧面。
本文打算讨论的西省以及与之相对的东省诸官,便是可以纳入上述论域而加以研讨的机构和官职。我们可以将之置于汉代郎署与唐代散官之间,来显示魏晋南北朝东西二省的历史地位。黄先生以汉代郎官为储才机构。汉代郎署的候选意义,学界的既往揭示已相当清晰。比三百石的郎中秩位略低的县长,其职责虽被规定为“更直执戟,宿卫诸殿门,出充车骑”,但终归是被视为浮食冗散之官了,其候选意味远大于其宿卫职能。郎署被用以安排孝廉及其他诏拜为郎者,“以观大臣之能”的说法显示郎官宿卫还有培训用意。王朝从郎署中选拔各色官员,使之呈现为一个储才之所,“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因孝廉往往举自郡吏,而郡吏不算王官,因而察孝廉而入郎署,又形成为官吏仕途上的一个中转站。
我们再看唐代。唐朝官员入仕首先要通过科举、门荫等途径获得“出身”,“出身”即是文武散官。唐制,“入仕者皆带散位,谓之本品”。文武散官各二十九阶。所获散官在四品以下者,按制度都要前往吏部或兵部番上当差,限满方能获得担任职事官的资格。史载:“朝议郎已下,黄衣执笏,于吏部分番上下承使及亲驱使……。两番已上,则随番许简,通时务者始令参选。一登职事已后,虽官有代满,即不复番上。”武散官以远近为八番,三月一上。这种散官番上制度,也不妨视为一种见习、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