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手工业生产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官府手工业比较兴盛。这里说的兴盛不是指这时官府手工业的规模比前代大，而是说封建政府的需要取给于官府手工业的程度比汉时为高。这是因为三国时候战乱频繁，百姓流离。原来的手工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在战争中幸存的手工业者也多沦为军将、豪右的私属部曲。所以官府需要的手工制品，除了一部分可以从租调中取得外，其他就非得自设工场制造不可。尤其是需要量很大的兵器和屯田用的农具更必需官府自办工场冶铸。汉武帝时所创设的盐铁官营，东汉时曾一度罢废，到三国时又恢复了起来。官府手工业的兴盛不独三国时如此，两晋、南北朝也都如此。
魏国统治下的中原地区，东汉末年遭受战祸的破坏最重，曹魏政权为了巩固统治，除了大力推行屯田，恢复农业生产以外，对于手工业的恢复也作了一些努力。首先是进行了冶铁的管理。中原承战争破坏之后，铁的生产大为减少，甚至改铁刑具为木制，可见铁的极端匮乏。为了管理铁的生产，设置了“司金中郎将”、“司金都尉”、“监冶谒者”等官职。曹操的首任司金中郎将是王修。《三国志·魏书·王修传》注引《魏略》载曹操与王修书说：“观察先贤之论，多以盐铁之利，足赡军国之用。昔孤初立司金之官，念非屈君，余无可者。”足见曹魏对冶铁业是很重视的。两汉时期中原新发达的丝织业，在经过一度破坏之后，又逐渐恢复。《魏都赋》说：“锦绣襄邑，罗绮朝歌，绵纩房子，缣总清河”。这几地的丝织当已恢复了。魏明帝时博士马钧改进了绫机，使之更简单实用。原来的绫机是用脚踏动的，要踏五十下才能纺得五十综 （缕）。马钧改造之后，仅踏十二下就可纺得五十综或六十综，效率提高了四五倍。东汉已有汲水用的翻车，马钧又加以改进，用许多连在一起的木槽制成，转动轻便，可用以灌溉。马钧大概是很有巧思的人。诸葛亮造了一种新式连弩，一次能射出十支箭，威力强大，很受魏国注意。马钧见了以后说还不够完美，假如由他制作，效力能增加五倍。足见当时的手工技艺，非常精巧。
魏国的手工业生产虽有恢复和有某些发展，但总的来说大致还没有超过两汉时期中原地区的水平。
蜀汉在杰出政治家诸葛亮的治理下，社会生产（包括手工业）很有起色。蜀汉政府实行了盐铁官营的办法，也设有司金中郎将的官职。据说诸葛亮命人造刀三千口，锋利无比。以竹筒内装铁珠，举刀斫筒，如断刍草。大概炼钢术有一定进步。蜀汉的煮盐也很发达。左思描写说：成都“家有盐泉之井”，“火井沈荧于幽泉，高焰飞煽于天垂”。《初学记》卷七，《地部下》引“异说”说临邛的火井，经诸葛亮一窥而更转盛。这个故事类似神话，当然并不可信，但也说明当时煮盐业的发达。三国时蜀汉织锦业更盛，产品远销魏、吴，是国家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到蜀汉灭亡时，库存中还有“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 。 前面说过，东汉末年战乱不已。中原地区的百姓为了逃避战祸，大量渡江南迁。这些人中大部分是农民，也有不少手工业者。这些劳动者的南来，既增加了南方的劳动力，也带来了其它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为吴国手工业在原有基础上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使江南的冶铸、煮盐、纺织、造船等都有较大的发展。
江南的矿产很丰富，铜矿产量尤多。早在西汉时吴王刘濞即采铜自铸钱，获利极多。南方铁矿也不少，孙吴曾在产铁地区设立冶令、冶丞进行管理。但在荒山穷岭政府管辖不到的地方，老百姓也能自采铜铁，铸造甲兵。孙权于黄武四年（公元二二五年）采用武昌山的铜铁，铸造剑千口，刀万口，各长三尺九寸，都是南钢越炭所制。煮盐业在江南早已很发达，孙吴时在海盐（今浙江海盐）、沙中（今江苏常熟）等地设有司盐校尉管理盐的产销。据说当时“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大概盐铁事业确实相当发达。三国时丝织最发达的地区大致是四川和华北、中原的某些地区，但江南三吴地区的丝织业也逐渐发达起来。三吴出产“八蚕之锦”，诸暨、永安一带的丝质更佳。当时的文人也常以蚕织作为诗赋的题材。后汉萌芽的瓷器，在孙吴时又有发展。浙江绍兴一带出产的青瓷，施釉较厚，釉色呈现较深绿色，说明我国瓷器的发展已到了成熟阶段。由于孙吴统治区域傍海多河，所以吴国造船业的发达是魏、蜀远远不及的。建安郡侯官（今福建闽侯）是造船业的中心。当时已能制造载重五百石的大船。有的船分五层，能载三千人。尚不算大的船已能载马八十匹，大海船的规模即可想见了。吴亡时，被西晋接收的官船竟达五千艘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