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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信：那个时候你唱什么歌最拿手？
吴：我唱歌唱得挺杂的，那个时候像我们这种年轻的孩子都会唱巫启贤或者伍思凯的歌，但我也会唱李宗盛、赵传的歌，也会唱一些女生的歌，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有一首《送你一张照片》，就是一个女孩唱的。那个时候最早不叫DVD，叫LD，大盘的。当时的老板和刘德华是一个班的，所以我见到过很多现在很有名的人，我见过周星驰、洪金宝、曾志伟、罗文、Beyond、草蜢，那个时候草蜢太帅了！如果到现在为止我还能维持那个时候的生活状态的话，我绝不做演员，我也绝不像现在这样生活。我非常喜欢那时候的生活状态，到现在依然非常留恋。
云信：你是喜欢那种生活还是喜欢音乐？
吴：生活，音乐就是一种方式。你们玩你们的，我唱我的。如果我翻跟头有人鼓掌的话，我就会一直翻跟头。我没有任何的时间限定，我没有任何任务。每天晚上想唱什么我自己决定，底下的人你们爱干嘛干嘛，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人给我花献儿，一定有人喜欢我，也一定会有人为我鼓掌。所有的人在那里的目的不是为了听歌的，而是为了玩儿的，如果是一场演唱会的话就太可怕了，因为你们来就是听我唱歌，那是一场噩梦。
当时好多唱片公司在歌厅徘徊找唱得不错的男孩女孩，我也被好多公司找过，还去了谷建芬的培训班。可能就是因为那时在歌厅唱得太好了，一个晚上能跑三到四个场，一个月一万多元，我所有的衣服都是从香港买的。过得太舒服了，我不喜欢被束缚，唱几天就不去了。那时候开始有点想有自己的东西了。当时正是疯狂恋爱的年纪，就开始写歌。这时候我身边的人已经开始知道什么是电视了，他们会不停地上电视，上晚会，去比赛，增加曝光率，很多人就会出名。
云信：你那个时候会不会自卑？
吴：会有一点儿。然后慢慢我就发现，觉得自己不再年轻了，自己应该长大了，或者说应该老了。以前在歌厅听歌的生意人，会说秀波我在哪儿开了一歌厅，你来帮我管。我去过烟台、昆明、深圳好多地方，碰到过好多稀奇古怪的事儿，我记得我在昆明第一天在一个夜总会，生活中第一次见有人拿着真枪要账，碰到过特别奇怪的事儿。说到这些事儿，黄觉和我一块儿，在大富豪，我唱歌他伴舞，我们俩现在见面，一分钟就能回到以前，我相信他现在也想回到以前。上世纪80年代，是个非常快乐而单纯的年代，那个年代女孩喜欢一个男孩，就是因为他穿了一件白衬衫，不是因为你多有钱。
云信：你们有个共同点就是对演戏其实不怎么喜欢，完全是为了生计。
吴：没办法。就是不喜欢，我去开歌厅，做过很多事，等再回来的时候北京的歌厅就开始没落了。全部的歌厅都不见了，那时候有的只是包间了，已经不是歌手能够消费的事儿了。那时候就开始知道过年需要钱，去女朋友家让女朋友的父母满意需要钱。那个时候就开始做，能赚钱的事我都去做。开美容院也好，开饭馆也好，很多莫名其妙的根本不懂的事儿。最多的时候开了七家饭馆，满身都是调料味儿。但是依然留着长发，出租车司机问我，你是搞艺术的吧？我说开饭馆的。
云信：那个时候比现在还要有名？
吴：《非常道》播出以后，公司接到无数的电话，要找一个演员，要找那个演吕天卓的演员，我第一次拍对了，接下来有好多人找我拍戏。
云信：那你是不是通过这个事儿找到自信了？
吴：那就是一种欲望，一种证明自己的欲望，我真正拥有了表达的权利。
我曾经一度在五六年间觉得，我的生命是在为演戏而活着，所以我在戏里就是玩命……我喜欢做剧本，我一直是故事的角色，也许有一天会变成一个讲故事的人，我一直要保持的是非常平静和愉悦的心态。
云信：接下来的发展就顺风顺水了？
吴：紧接着我演了《军人机密》《兵器》《道可道》，到《道可道》我已经非常游刃了，我知道选择什么样的剧本，把角色塑造成什么样，什么样的班底，选择什么样的演员。那个时候人送外号“吴疯子”，我拍起戏来六亲不认，天王老子都不认，就是盯着如何节省成本，如何把戏拍到最好。那个时候也不怎么说话，我会在我自己做的戏里面给我自己安排一个角色，我安排的角色真的不是说想当演员或者说挣什么钱，太闷了，太烦了，我不知道跟谁说，我需要一个壳，把自己想说的说出来。我接所有的角色，都是觉得我想骂人，我想谈恋爱，我想不说话，表达自己。
云信：不过，你错过了能让你更红的戏，比如郑晓龙的《后宫甄嬛传》。
吴：当时我由衷地觉得真好，郑晓龙还亲自给我打电话，真是非常激动，但我先签了另一个约，10月底才能下戏，而这个戏9月底就要进组，也确实有人劝我毁那张约。我做这行，是从生意做起来的，所以我知道信誉特别重要，诚实也特别重要，尤其做到现在这个地步，我已经衣食无忧了，我不用去争取什么，但是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诚实，对于合同的守约意味着生命。从小到大别人都认为我是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我如果再没有责任感，怎么养活自己的儿子？我什么时候成为一个男人呢？我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自己签出去的每一个字负责任的时候，我才真正成为一个男人。我认定我签出去的字，就是泼出去的水。
我一直觉得自己不应该是一个特走运的人，就应该费劲费力得到别人得到的一部分的人。我演到《上海上海》的时候，我经历了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我就不想演戏了，有什么意思呢这事儿？一个戏500场，十部戏就是5000场，我大概演了十三四部男一号，演了七八千场戏，我把我所有生活的悲伤、快乐，所有的经验都演完了，再演下去就是彻头彻尾的骗子，我真的不能骗钱，我就觉得特郁闷，直到经过若干部戏的调整才恢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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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信：那你算是起步比较早的了？
吴：我是这种情况。我有一个哥哥，是我父亲离婚后带过来的。他非常优秀，而我妈妈总是有意无意地拿我跟他做比较。他不仅聪明而且刻苦。我初中毕业的时候他考上了大学，我就彻底绝望了，一点学习的心思都没有了。但是当年碰巧遇到北京的文艺团体开始招生。我考上的第一个乐团是军乐队，其实那时候我没有任何的乐理知识，就凭简单的音乐感受，一试二试都通过了。我记得当时要12个人，到三试的时候只剩下11个孩子，然后我就觉得我前途有望。但是到第三试的时候我知道了一个词叫空降，那天突然出现了很多很好的军车，下来很多得意洋洋、趾高气扬的孩子，然后我们这11个人走了6个。当时我往家走的时候我买了一份《北京晚报》，上面写着中央戏剧学院北京话剧团招生，然后我就去报名了，一试二试三试（顺利过关）。我真的不知道我哪儿值得他们要的。（呵呵）就是说，如果现在我不做这行的话，纯属生活所迫逼出来的。当时老师一定是看走了眼。
云信：你在铁路文工团受过一个处分吧？
吴：在文工团后期以后，当时铁路行业发展很快，我们最大的任务就是乡演。当时就18岁，在餐车上演出，唱歌。在团里做小品也做得不错，有个小品演出超过300场。而且团里11个小品里有我7个，其中3、4个是我主演的。那时候去演出，当时我还有个副业，学员班是27块5，一年半以后变成70块钱，请我妈吃一顿烤鸭就没什么了。当时夜总会刚刚兴起，我去舞厅夜总会唱歌，一个月可以拿到3000块钱，加上其他外快，一个月可以拿到6000块钱。我身边20多个发小，我可以天天请他们吃饭。我身边有很多好朋友。那时候要演出，我夜里唱到很晚，第二天没睡醒就没去。全毁在贪睡上了。赶到现场的时候，看到团长的脸都成紫茄子了，然后我就说，你也别气了，我不干了。
云信：那个时候你辞职是一件大事儿吧，你妈妈同意吗？
吴：非常大的事儿，有劳保、有分房制度，有所有未来你需要的东西，不过我恰恰赶上了时候，我辞完职这个体系就没着落了。但我还是特别感谢铁路文工团，我们家那个时候不富裕，我爸是外交官，常年都不在国内，我17岁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那个时候误诊，说我是肠癌，那个时候手术费里里外外说要花13万元，对一个家庭来说完全不可能，就是现在的一千万，团里给我全报了，13万家里一分钱没花。当时傅彪、张清芳好多同学捧着鲜花、罐头来看我，眼含着热泪和我说，秀波，等你好了咱们再一起拍戏。但我从他们眼里看到的我肯定好不了了。
那个时候我做了一件年轻的孩子都会犯的错，我需要为那件事承担责任，那个时候以为自己会死，这种自责突然放松了。想着要死活不长了，想着这件事和我没关系。
我喜欢的是那种生活，确切的说是那种生活状态，音乐就是一种方式。你们玩你们的，我唱我的。如果我翻跟头，底下也有人鼓掌的话，我就会一直翻跟头。我没有任何的时间限定，我没有任何需要我完成的工作，我每天晚上想唱什么我自己决定。
云信：你出来就靠唱歌为生了吗？
吴：泡歌厅，我有一阵子在歌厅唱得很有名，现在非常红的歌手都和我在一起，和满文军、潘劲松、黄格选、韩磊、戴娆，当时我们天天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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