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高氏集团没有处理好内部汉人和鲜卑人的矛盾.高敖曹的死,发生在神武帝高欢活着的时候,很能说明问题.而鲜卑人骨子里是游牧民族,其文化以及民族心理特征决定他们的侵略本质,当外界没有提供给他们这种机会,或者统治者本身能力有问题时,就会将矛头对准内部,在北齐来讲,这个时期出现在高湛时期.北周则出现在宇文邕死后.这个时间差,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第二,法律上来讲,两国都有法律出世.但是,说道执法,显然北齐要弱于北周.家天下的时代,统治者的素质不能决定全部,却也足够葬送一个国家的前途,北齐从高洋以下,心理上的不成熟,造成了政策的不连贯性.
第三,政治基础.西魏在宇文泰时期是在改革上下过苦功夫的,东魏的高澄也有过尝试,但面对的压力却比西魏更大,改革最好的时机,莫过于国家初建之时,高欢错过了这个时机,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不少祸患.高家子孙开始的时候是为杀人找借口,后来干脆为了借口杀人.
大家可以开骂了

吧里好冷清

有道理，不过类似秦国的变法，好的制度的确定可以保障的是：即使有一两个君王不太强，国家也可以安定，直到明君出现，一统天下。宇文邕就是这样的人，不过宇文护权术一流，治国只能算是半吊子，在战争上的成绩更不能跟高澄相提并论。
高欢地盘富饶，没有改革的动力。宇文泰，地方贫瘠，所以只好走这条路。这跟当年的秦国何其相似，这也是两个国家不同走向的开始，不知楼上认为然否

受教了.
第一点,作者不该把高氏对待汉族的态度看成是鲜卑对汉族的态度.
第二点,错误的理解了钱穆先生的意思.所谓制度承接,并不代表修修补补,唐朝也是府兵制,为何要一笔抹杀.说到底,还是作者说那句话,因地制宜,而不是比谁理论上更先进.

呵呵,非常同意,中国人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所谓制度,不过是人和而已,至于其它的就只能看天命了.我们看历史,最大的用途,无非就是知天命,尽人事.
制度改革就是尽人事,而天命这种事,实在让人无奈.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也许结局早已注定,但是可以选择的还有自己的态度.明朝的崇祯对比于高纬,不能不令人深思

虽有拍马屁之嫌，但是也不无道理，当年慕容绍宗点背被王思政擒杀，如今也算是一报还一报

哈哈,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楼上说的正是历史界的一种流行说法。从南北朝一脉到唐朝，都是用的以府兵制为代表的相对落后的制度。而到了宋朝开始实行募兵制，这相对比较文明，被看成是开始近代化的标志。
但是，先进的制度，往往更脆弱，更容易走向分裂。往大了说是民主与专政，往小了说是君权与贵族。
运气之说，不可不信。但是看历史，还是要讲究人定胜天，不然你我都可以洗洗睡了。何必在合理拿古人的事情出来纠缠。一个人物可以靠运气，但是一个国家绝不仅仅是运气就能解释的。

从中国来的

呵呵，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还有美国作家写的《世界通史》，还有就是二十四史，当然再加上自己的分析和判断，中国历代，东西方的对比。
总之，《国史大纲》是学习中国历史的指导性作品，如果仅说一个地方，那就是此书。

呵呵，你的意思我懂。技术可以解决问题，但是技术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要想变革还要从最根本的做起。在这一点上，显然北周显然要走的更远。

中华文明认同一说我很赞同，前面也说过融合是大趋势，民心所向，只是看由谁来完成而已，杨坚适逢其会，满足了条件，那就是他了，如果他没有满足，也许也会有其他人。
至今没闹明白的是，是农耕文明造就了中国，还是中国造就了农耕文明。中国需要的也许不仅仅是制度上的变革，更需要的是逻辑上的更新，如此才能造就自下而上的改变，彻底结束这种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