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战”并不是害怕战争,也不是回避战争,相反,中国的传统兵家思想同时也重视战争。自古以来,战争一直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明确提出要把战争作为国家头等大事来看待的,孙子是世界第一人。《孙子兵法》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认为,战争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不能不时刻高度重视和认真研究。在人们心中,儒家似乎不言战,其实不然,孟子讲“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指的是战争必须具备智慧、仁义(正义)和勇敢。孔夫子也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问为政,孔子答以“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又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既戎矣”,“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可见孔子并不诲言“兵”与“战”。
八,“中和” 的处世观是中华文化的结晶,是中国乃至世界实现和谐的思想基础。
中国的“中”,来源于周朝,武王伐纣后分封诸侯,把中间一大块地划分为自己直属,位于中央,四边全是列国诸侯,这样好统治,古人以中为最贵,最显。所以那时起国名就叫中国,国号称周,以后历朝历代,虽然朝代更替,但国名一直沿用了下来,算起来中国一词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但哲学上的中,信仰上的中,却不是这个概念。自从子思的《中庸>>问世,中庸思想成为中国人的主导思想以后,这个“中”就变成了人的性格,变成了中国人的性格,“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这里,有两点必须明确,第一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不能再理解为中央的中,中间的中,将二者混为一谈则讲不清,还会出现错误,这是很多人将中庸理解为“不偏不倚”的根源,是他们的理解出了问题,将它偷梁换柱,变成了中间的中,变成了不左不右的中,变成了对喜怒哀乐表现程度的尺度,这只是一种简单的思维判断错误,是缺乏哲学思维的表现。第二点是,“中”指的是一种客观存在,是指人的天性,即人性的自然属性,这是世界的普遍现象。有了这两点基本认识,下面对于“和”的理解就不会出偏差了。
关于“和” 的哲学思想,在子思那里,它是与“中”完全的对应关系,“和”与“中”完全是一个含义,一个道理两种说法而已。不妨再次将它们一一列出来: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发而皆中本谓之和”,“中为本,和为道,合而言之‘中和’就是道”。很显然,“中”与“和”是一个概念,加强语气而已,这一点,从他的“率性之谓道”的说法也可以看出,所以“和”也是天性。
九,“三教”和睦并存是中国文化的特有现象,是“中和”思想的具体体现,是中国社会包容性强的有力佐证。
在中国,佛、儒、道三教长期和睦共存,与中东及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宗教纷争形成最鲜明的对比,他们在一教之内势不两立、水火不容、你死我活。两种人性、两种文化的优劣自不待言。在中华文化的发源地、号称天地之中的嵩山,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在那里,既有达摩面壁的寺庙、少林武僧的塔林,又有儒家受授的书院,还有道家修炼的道观,更有科学研究的舞台----现存最古老的观星台——告城周公及元代观星台。这种现象在泰山、在大足石刻同样存在,说明它不是偶然为之,这种奇特的文化现象何其美妙?这不就是“和而不同”吗?
好了,以上九条是不是概括了中华文化的全貌呢?当然不是!但它集中了中华文化的精华,也是中华文明五千年延绵不断的主要原因,这一点可以肯定。。
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磨炼与传承,炉火纯青,刀光剑影,宝气贯虹,已铸成了中华之魂,铸造了中国人的性格与信仰,成了我们的遗传基因!它要追求的是人自身气质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国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文章写到这里,也似乎捂出道来,十种文化从排列到组合,从感性到理性,抽丝剥茧,终于有了丰硕的成果:龙的精神是祥和、阴阳调节是气和、五行相生是物和、人法自然是天和、孔孟之道讲人和、法家之理在国和、兵家之道为求和、墨家之爱泛众和、纵横权术为统和、名家之辩在名和,农家之为在民和、杂家之功在柔和。好一个“和” 字,容纳了中华文明几千年的沉淀!
也只有写到这里,本文开宗提及的问题才得以解答,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华文明延绵五千年而不中断?是“天人合一”、是“相生相克”、是“以民为本”、是“生生不息”、是家庭伦理和宗亲文化丶是“法、儒、道”的柔和、是“慎战”、是包容、是三教并存、是“中和”!这九条原因归结为一个字:“和”------天和、地和、人和!“和”代表了天性,代表了自然,代表了天地之化育,也代表了天长地久。这就是中华之魂!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既是中央之国,更是“中和”之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和,是共和,这难道仅仅是文字上的巧合吗!到此,中华文明的天性形象已展露无遗,尽管在历史的长河中,有的时候也会偏离天性,但都会被这种这种文化力量给拉回来,得到自行修正。毛主席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几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珍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