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样一种简略的《水浒》,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可供阅读的文学价值,需要进一步加工提高。这就促使有更高文学修养、同时又比较熟悉“说话”艺术的文人(以施耐庵、罗贯中为代表),把那些被舍弃了的属于“小说”范畴的、在“说话”艺术实践中久经锤炼的具有丰满的血肉的部分,重新以文学的方式添加到那已形成的躯干和骨胳上去。这样一个文字上的由简到繁的发展过程,同内容上的“去田、王而加辽国”同时进行,于是便产生了《水浒》这样一部杰出的艺术品,并使最初的简本(注意:不是现存的简本,而是最初的以“讲史”的形式整理出来的近似话本的简本)被逐渐淘汰,唯有那被舍弃的最初简本中的田、王二传,却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而后又复**增”到新的简本之中(这一过程,将于下文详证),才使最初简本的原始形态得以部分地保存下来。
那么,现存简本中的田、王二传,何以见得是最初简本的残留呢?除了它的文词蹇拙、体制纷纭,只录争战之类的事实,没有什么性格描写和细节刻画之外,还有两个显著特点,证明它确实是草创初就的东西:
1.简本田、王部分,人物身分极为错杂,如柳世雄,本为军中都头,却“开客店生理”;龚正,本为捕盗官兵,却开酒店;管营张世开,未得官时,曾卖理中丸为生;庞元曾授光州昔利县巡检,却因上任盘缠短缺,在街市使枪棒卖药:诸如此类,官方人士,偏偏都同市民身份纠杂一起,这些现象,都系居于市民社会底层而缺少政治活动经验的瓦舍艺人之所为。
2.简本田、王部分,政治倾向也颇为混乱,贬抑田虎、王庆的倾向并不强烈,相反,在具体描写中,倒显示了“官逼民反”的实质。琼英称田虎为“草莽之君”,段三娘赞王庆“却有仁义”,李杰为王庆定下三条军令:“第一,不许杀人放火;第二,不许小喽罗夺人妻女;第三,不许乱打劫客商。违者依军法治。”王庆势穷、出奔沙漠,与众将曰:“今日国破家亡,相从精兵猛将不留半个,是我该灭之日。尔众斩吾首级献与宋江,保汝众之难,苦苦恋我,有何益也。”而田、王手下,均有将吏怀“忠臣不事二君”之心,为之杀身以殉。连宋江见乡老迎接,称此“亦纣民迎武王之意”,不以田、王为“逆贼”,而目之为“暴君”,俨然以“敌国”视之。又有唐斌,乃回雁峰之强人,“不属南北,独自称尊”,作品也予以肯定。
这些,都可以看作初期《水浒》所应县有的特色。但是应该指出,现存简本中的田、王二传固然是最初《水浒》简本的残留,但却不能把它当作衡量《水浒》最初简本的思想和艺术水平的标尺。这是因为,从《水浒》成书过程看,进入相对定型的版本阶段,只是《水浒》漫长成书过程的最后阶段,这一阶段,实际上并不是《水浒》成书的最重要的阶段。从南宋到元末,水浒故事在民间流传了二百多年,民间“说话”艺人的艺术实践,已经使《水浒》,尤其是它的前半部——即以“小说”为主体的部分,成了成熟的艺术品。如果说《水浒》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在逐渐发展和提高中的,那么,这种发展和提高,在“说话”艺术的阶段就已经基本完成了,起码说开始趋于成熟了。最初简本的简略,是因为当时所要求于它的,只是起一个“说话人”的底本的作用。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才可能导致以真正的“说话”艺术的实在形式出现的繁本的产生。旧本中的田、王二传,只是其中最没有美学价值的敷衍成篇的东西,它不是“说话人”的“小说”艺术的产物,它的最后被舍去,是十分自然的。
有人不相信《水浒》的较高水平的繁本在明代前期就可能出现,根本原因是他们不承认市井瓦舍艺人的《水浒》的基本作者的历史地位,而误以为只有到了明代开国以后的一二百年间,由于许许多多文人的点点滴滴的修改,才使《水浒》得以完善起来之故。事实证明,这种判断是不符合实际的。有力的证据就是上海图书馆所藏之《京本忠义传》残页。
上海图书馆珍藏的《京本忠义传》残页,发现于1975年。顾廷龙、沈津二同志随即发表了《关于新发现的<京本忠义传>残页》(载《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12期),从图书馆学的角度对残页的内容和形式作了初步、但却十分精当的考索。我们高度评价上海图书馆发现这一残页的巨大功绩,完全同意他们从残页的字体、纸张等风格看,断定为明正德、嘉靖间书坊所刻,较之现存传世最早的郭勋本为尤早的结论。需要申说的是,我们认为从文字发展的角度看,《京本忠义传》产生的年代,还可以再向上推,证据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