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当时赫赫有名的河北省除水县的县委书记与副书记之间的一段对话很耐人寻味：
　　副书记：“你说一亩几万斤，能达到吗？”
　　正书记：“是达不到。”
　　副书记：“那你为什么还这么喊？”
　　正书记：“这么喊能喊出大家干劲来，我们不能泻气，不喊几万斤，连600斤也搞不到。”
　　副书记：“你得实事求是呀。”
　　正书记：“那不行，那就泄气了，要紧跟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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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当时赫赫有名的河北省除水县的县委xx与副xx之间的一段对话很耐人寻味：
　　副xx：“你说一亩几万斤，能达到吗？”
　　正xx：“是达不到。”

太多和谐字了，发不出大家去看原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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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官员对民生冷漠，有时甚至是对百姓生命都极度冷漠，这种情况在“大跃进”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大跃进”与接踵而至的大饥荒在人类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闹剧和悲剧，其中，县官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们要了解当年县官的作为，要明白他们的行为逻辑，了解在整个国家机器中的位置，了解他们受到的制约和他们的权力。

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曾让副书记张福洪到—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反右倾后，马害怕负责，说是张自己搞的。张不服，马为了杀人灭口，就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发动批斗，将张福洪打死，然后说张畏罪自杀，立即埋掉。这个县的另一个县委书记刘文彩到一个公社去主持“反瞒产”运动，由于农民无粮上交，他便大打出手，一天竟连续拷打四十多个农民，当场打死5人。
　　安徽省无为县委书记姚奎甲在副省长张恺帆在无为县解散食堂后，整理张的“罪过” 上告，导致张被关押批判。之后，姚奎甲变本加厉推行高征购、公共食堂等一系列措施，结果全县大量人口死于饥饿，其中1960年无为县的人口死亡率高达15.8%.当时农村基层干部非常害怕见到姚奎甲，能躲则躲。有的公社派人放哨，每个村都树了旗，看见姚奎甲的汽车，各处的旗帜都放倒，干部一看见信号后，只留个别人接待，其他人都躲开。

最严重的处理是判刑，个别县官被处死。这一期间被处死的县级官员并不多。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1959年粮食实际总产只有6566万斤，完成征购4973万斤，占实产的75.73％。农业人口人均口粮只有近60斤。1959年冬到1960年春，全县范围内发生因饥饿死亡、浮肿和外逃的情况。一个只有12万人的县死亡1801人（纯属饿死的793人），浮肿2605人，外出逃荒8518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