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专门为他召开的批判大会结束后，傅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而沉重回家。
见到夫人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如果不是阿敏还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
1966年，当一场史无前例的恐怖主义浪潮席卷中国的时候，傅已预感到自己在劫难逃。
他对来家探望的周煦良明言：“如果再来一次1957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

而当“运动”才开始一月，他就向朋友们喃喃自语：“我快要走了，我要走了……”仿佛灵魂已急不可待。
而现在，这只昂首天外的天鹅终于等到了上路的机会。
经过从这年8月底开始的四天三夜的查抄、罚跪，变着花样的辱骂、殴打，他觉得动身的时机噎完全成熟，大地上已失去了逗留的理由。他头朝天堂、眼望故乡，将一杯和有毒鸩的药水仰脖吞下。他不再妥协。
过了一个多小时的时光，户籍**左安民闻讯赶来，发现书桌上有一个火漆封固的包裹，里面是几个装着钱、物的信封，以及一封由工笔小楷誊写而成的遗书，全文如次：

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侯公家决定。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这是人类历史上只有为数不多的杰出心灵才能作出的超常反应。它清晰、周密，将智慧赋予人的坚忍和冷静发挥到了令人难以企及的程度。
让我们回忆一下他在临终前的最后几天里所受的种种横暴：
为了搜寻***证据，戴红箍的红卫兵挖地三尺、煞费苦心，甚至把傅家花园里的月季也连根拨掉；震耳欲聋的口号，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傅雷夫妇先是被罚跪在地，继而被人拉到长凳上戴高帽……
但这一切丝毫没有影响到这个人有条不紊地书写他的死亡文告，甚至连火葬费，保姆可能需要的生活补助，姑母首饰的赔偿额都一丝不苟地抄出，仿佛这一切在他心中早已酝酿成熟，现在所做的不过是照单誊录。

“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成年后，孤军奋斗，爱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旧传统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教，为人正直不苛，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她，我原谅他。”
这种发自内心的真诚追随，这种对真理、正义力量的由衷敬畏，恐怕是现在一些半生不熟的女权主义者，自以为是的“知识女性”，张牙舞爪的“女强人”们所无法理解的。

她把东方女性的温存与高贵，坚定与自信，仁爱和牺牲发挥到了令上帝也为之落泪的程度。
到现在，我们仍然不知道，而且永远不会知道他们夫妇在赴死前的最后几小时里商量过什么，但验尸报告告诉我们，傅比朱早死两小时。
也就是说在这两小时里，一个女人要亲眼目睹自己相守34年的爱人先是喝下了毒药，继而痛苦地痉挛、抽搐，最后辗转死去。
这对她来说，实际上经历了两次死亡：
前一次是心死，后一次是身死；
前一次是精神亡命，后一次是灵魂投奔。

我曾无数次地看过傅雷遗书的影印件，但每次面对结尾的签名时，我都要问自己：这“梅馥”二字究竟是傅雷的代笔，还是朱的亲笔题写？
如果是后者，那么，我们可以想见一双女人之手将自己的名字最后一次签在丈夫的后面时那滴血的颤栗。
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是，朱在投缳自尽前，先将一块棉胎铺在地上，然后才将方凳放上去——她的目的是，不让方凳踢倒时发出声响，影响了别人的休息。

翻译家傅雷渐渐淡出了当代人的视野，但他一生凡事一丝不苟，尤其珍惜自己的笔墨。当年翻译法国文学名著《高老头》、《约翰·克利斯朵夫》时，精益求精，一译再译，几易其稿，但一经定稿竟不许编者改动一字一句。傅雷还把这种严谨的为文之风用在教子上。他不仅把巴尔扎克的系列小说翻译给中国读者欣赏，还为世界人民献上了一个音乐家———他的儿子傅聪。

傅雷的这一作风，在他辞别人世时表现得尤为突出。临走前，他没有忘记托自己的内弟朱人秀上缴当月55元的房租，没有忘记给自家的保姆周菊娣留下一块女表，一个旧挂钟，一张600元的存单作为她过渡期的生活费。他说：“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最后剩下的53.3元又托付给朱人秀作为自己与夫人朱梅馥的火葬费。没有一丝一毫的疏忽，一切都处理得井井有条。
1966年9月3日凌晨，中国杰出的翻译家傅雷与夫人朱梅馥携手同肩，双双自缢身亡。

他在遗书中发出了一个知识分子、一介书生痛切的自白：“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噎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就这样，“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傅雷夫妇辞别了动乱的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