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彭宇案”到“许云鹤案”，类似案件之所以被热烈讨论，归根结底是案件涉及人性中最普遍和最基本的善与恶，触碰着人们对于“助人为乐”的情感底线，拷问社会诚信和道德。而在“许云鹤案”初审判决揭晓之后，网友更是一并徒呼，自己无处安放的善良。
事件虽已过去一段时间，但事件所引起的骨牌效应并未随之削减。9月2日上午，湖北省武汉市，88岁的李大爷在离家不到100米的菜场门口迎面摔倒后，围观者无人敢上前扶他一把。一个半小时后才被送医院救治，李大爷终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现在，将焦点继续囿于“彭宇案”、“许云鹤案”的是非对错，已不具备太多的现实意义。那些旁观者当时的心态，除了冷漠，是否还有潜在的现实担忧在动摇着他们的善意。因此，当务之急是对类似事件所牵出的司法争议、行为方式、道德伦理的反思，以尽可能避免这样的悲剧再度发生

许云鹤案”一审判决的结果饱受争议，问题不出在法律，而出在依法审判思路的错位。案件控辩双方争夺的焦点在于，许云鹤所驾驶的汽车是否撞到了老太太，并致其受伤。对于此问题双方自始至终都没有提供确凿的证据。但法官却在证据模糊的情况下最终判处车主许云鹤赔受伤老太10万元。理由是，按常理判断，当车驶来时，老太太可能受来车惊吓，惊慌倒地而受伤，故车主也需承担相应责任。这恰恰只是法官用所谓的常识而进行的逻辑推论，没有任何准确的证据为基础，做出的一个看似“合情合理”的调解性方案。
以此类推，对于“许云鹤案”，那是不是也能推测为，因为老太太的违规翻越护栏的行为，是对包括当事司机在内的所有司机，行驶安全的干扰与潜在危害？若是推测，每宗案件都可能有无数中角度来解释，但法律之所以区别道德约束调解，其重点在于，法律是处理纠纷的最后一道保障，对事件是非曲直的最后明晰，应慎之又慎地基于客观证据来做出判断，而不应渗入左右逢源的感性结论，这样的轻率之举，足以极大地削弱法律的权威性。

不以事实、证据为依据的推论性结案是极其危险的，它在法制体系内，不经意地开辟了更多法官利用个人主观想法而做出判决的可能空间。将主观臆断掺杂进司法审判，对司法的独立性伤害至深。
虽然中国并非“案例法”国家（即根据经典案例来制定新法），但这样架空的臆断判案，对社会心理的挫伤、社会道德的倒退所产生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即便是一时缺乏证据难以定夺，法官也应继续推进更细致的取证和辩论，直至找出能够佐证真相的蛛丝马迹，这才是法理应有的严谨姿态，绝非草率结案所能敷衍了事。试想，连司法基于证据、事实而断案的基本法理都得不到满足，又有谁甘愿冒着费力不讨好的风险去做出见义勇为之举呢？
类似案件在法律框架内已无关“讹诈”，无关“伪善”。仅需明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不附和任何的道德判断和媒介的评价所影响，尊重法律的权威，证据充分则承担相关责任，证据不足则不予追究。明晰这样基本的法理才算是给那些心有善而力不足的人吃了一颗定心丸。

在一个真正精神文明的国家中积小善以铸大德，让更多的善来稀释存在的恶。并不是每一份的帮助都是在生死紧要关头伸出的援手，应是存在于对身边人每一点一滴的关注和感同身受。如果新闻中武汉市那位88岁的李大爷倒地后，围拢的是众人纷纷伸出的援手，而不是一个形单影只、见义勇为的身影。过路者皆分工合作，共同出谋划策帮助老人度过难关，亦可有效分散“好事办成坏事”的责任风险。与此同时，一人救护知识有限，但汲取众人的学识经验，更有可能做出科学的救助行动，也将打消伤者对旁人不怀好意的臆断。即使是居心不良之人有“碰瓷”之意，面对众人的援手，他也无法准确的找出谁容易成为那只代罪的羔羊。试想，当时众多路人中，如果有人哪怕只是打电话求救，有人在老人身边及时了解病发情况和体征状况，老人或许不会在众人冰冷麻木的眼神中，绝望地离开这个世界。

学会凝聚哪怕一丝微小的善，久而久之，整个社会的善就摆脱了零散的存在，拧成一股义举向善的民情向心力。哪怕再次遇到“彭宇案”那般的无奈，也能轻易地在众目睽睽之下，找到洗清善意的理由和证据。
为善反被讹，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过多经济利益因素所区分开来，彼此间信任也将被物化成易碎品。信任危机需要相互理解、相互信任、感同身受的同理心去弥合。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一条“好心人免责条例”，起因是，一位叫亚历山德拉的女子发生车祸。丽莎把卡在车里的她拉拽出来。亚历山德拉车祸后瘫痪。亚历山德拉把丽莎告上法庭，称丽莎拉她出车时用力过度，所以丽莎要为她的瘫痪负责。加州最高法院决议受理此案。与此同时，加州议会也作出反应，次年6月，加州议会通过了 “好心人免责条例”。在法律内外都筑起一道呵护善良的堡垒，保护善良，肯定善意，使善心不被猜疑所欺骗，长远意义上看，要比一次善举本身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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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闲人

小孩子，你懂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