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抒发个人感情的短篇抒情发展到合唱歌辞，再发展成为迎神赛会中的乐舞，这样就逐渐出现了古希腊的悲剧和喜剧，成为古希腊文学中最辉煌的成就之一。当然，公元前6、5世纪间希腊戏剧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是雅典民主制的政治社会因素所促成。自公元前 534年左右起，悲剧成为雅典的春季迎神赛会的组成部分。据说悲剧就是由纪念酒神狄奥尼索斯的乐舞演变而来。相传累斯博斯岛的阿里翁是演唱这种乐舞的第一人，品达罗斯的老师拉索斯据说曾在雅典表演这种乐舞。另一位诗人泰斯庇斯首次用一个演员同合唱队对话，后来埃斯库罗斯又加上第二个演员，这样才真正发展成为戏剧。在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中歌队占中心地位。按照当时赛会规定，每一个参加悲剧竞赛的诗人要演出三部悲剧和一部“羊人剧”，后者是用扮成半人半羊的歌队演出的插科打诨戏。埃斯库罗斯的三部曲，一般故事都是连贯的，他不重视戏剧结构和人物描写，主要是表现个人行为与天神意志之间的矛盾冲突。他的语言丰富华丽，有时过份夸张，以致晦涩难懂。　 
　 
　　埃斯库罗斯以后的著名悲剧诗人是索福克勒斯。他不写故事连贯的三部曲，每个悲剧的故事都是独立的。他减少了歌队的重要性，又增加了第三个演员。他的悲剧题材也还是古代的神话和英雄传说，但是他所描写的英雄人物已带有公元前5世纪雅典民主政治的理想,天神的意志不再说明一切，人类的苦难也并非全是天神惩罚的结果。他的早期悲剧比较接近埃斯库罗斯的作品，后期作品如《奥狄浦斯王》就更有人情味，更多注意个人感情矛盾和复杂心理。　　 

　　欧里庇得斯是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最后一个，他虽比索福克勒斯只晚了10年，但他属于另一时代。他正当智者派哲学盛行时期,许多传统观念和价值受到怀疑,虽然他的悲剧仍以古代神话和英雄传说为题材，但已赋予了新的内容，主要兴趣转向当时的社会问题。在心理描写方面更合乎现代人口味，因此他的作品对后代文学的影响比他的两位前辈诗人更大。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每人只有7部悲剧完整地流传下来,欧里庇得斯则保留下来17部悲剧。　　 

　　希腊早期喜剧也起源于庆祝丰收的迎神赛会，开始只是俚俗的打诨,后来受到西西里岛民间拟剧的影响,才发展成为有故事情节的喜剧。早期西西里岛的喜剧作家有埃庇卡摩斯和索福龙，两人都没有留下什么作品。在雅典，喜剧参加竞赛比悲剧晚了半个世纪，我们所知最早一位著名喜剧诗人是克拉提诺斯，在他以后50年出现了两位著名诗人欧波利斯和阿里斯托芬，只有阿里斯托芬的11部喜剧被保存下来。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都是政治性质的戏谑;在他的作品中,当时当权派克勒翁、哲学家苏格拉底、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都遭到无情的嘲笑，他甚至讽刺雅典的民主制度和当时主战派的政策。由于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民主制被削弱，嘲讽政治受到限制，因此在公元前4世纪初,以阿里斯托芬为代表的旧喜剧就逐步为古希腊中期喜剧所代替。从阿里斯托芬的后期喜剧中，已经可以看到这种转变的开始，古希腊中期喜剧作家有安提法奈斯和阿莱克西斯，他们的作品都没有被保留下来。这时期喜剧情节渐趋复杂化，有更多的现实社会描写。在形式方面,歌队被取消了；在内容方面,对社会的讽刺代替了政治讽刺。中期喜剧又过渡到后期的新喜剧,新喜剧的出现约在公元前320年左右。新喜剧不用神话为题材，都是描写当时社会上各种典型人物的悲欢离合的世态剧。新喜剧的著名作家有狄菲洛斯、菲莱蒙和米南德等，以米南德最享盛名；据说米南德一共写过105个喜剧,但是今天只保留下来两个比较完整的剧本《恨世者》、《萨摩斯女子》和几个残缺的剧本。　　 

　　古希腊后期的新喜剧曾被罗马的喜剧作家大量抄袭引用，许多罗马喜剧实际上是古希腊后期新喜剧的翻译或改写，今天在罗马喜剧里还可以大致看到古希腊后期新喜剧的面貌，它们也给后日欧洲喜剧提供了榜样。 
　　 


　　在文学批评方面,公元1世纪左右，得墨特里奥斯著有《论风格》一篇。《论崇高》的作者相传是朗吉努斯，这篇作品分析了构成伟大文学作品的因素，认为一个伟大作家必须有崇高的思想境界和激情；这篇著作的作者表现出相当高的美学欣赏能力，对后来欧洲的文艺理论有过很大影响。　　 

　　早在公元前5、4世纪，寓言作家伊索的名字已经为人所共知。公元前 3世纪曾编辑过一部《伊索寓言集》，已佚。公元1、2世纪间，巴布里乌斯用抑扬格诗体写过一部《伊索寓言》。现存抄本还包括一些后来加入的散文寓言。在小说传奇方面，亚历山大城的学者们创作了不少以亚历山大为题材的传奇小说,公元前1世纪的阿里斯提得斯写过一部《米利都传奇》，这些都已失传。传世的传奇小说有公元 2世纪的卡里同、阿基琉斯·塔提奥斯和3世纪的朗戈斯、赫利奥多罗斯等人的作品,它们的题材都是讲一对恋人经历许多艰难险阻终得团圆这一类故事。朗戈斯的小说《达夫尼斯和赫洛亚》是其中抒情风格比较突出的一部。此外还有克里特人狄克提斯和弗里吉亚人达勒斯所写关于特洛伊战争的故事，希腊文原本已失传，但其拉丁文译本在中世纪欧洲还在流传。　　 

　　公元2世纪,生于小亚细亚的著名史地学家鲍萨尼阿斯著有《希腊道里志》10卷，收集了古代不少传说和有关文物古迹的资料。亚历山大城还有一位埃拉托斯泰涅斯写过有关天文地理方面不少著作,他也是一位诗人,但他的诗作已散失。基督教《新约》的一部分是用当时希腊普通话写的,对后世文学有不少影响。在哲学方面,这时期最后一位重要作家是普洛提诺斯，他把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的神秘主义思想推到新的高度，曾被称为古希腊最后的重要散文家。　 
　 
　　（三）东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文学 从公元4世纪拜占廷(君士坦丁堡)成为东罗马帝国的首都时起，到公元15世纪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陷，东罗马帝国宣告灭亡时为止，在这漫长的一千多年间，虽然在这一广大地区希腊文化还在继续，希腊语成为这一带居民的普通话，但是由于东罗马帝国的官僚政治和基督教会对思想的束缚，希腊文学始终得不到健康成长的机会。因此，这一时期虽然留下了大量著作，但没有出现多少重要的诗人和散文家。 

　　公元 5世纪，摹仿古代荷马史诗的创作曾一度复兴，这些后期史诗作品的出现仍以亚历山大城为中心。出生于小亚细亚的斯弥尔纳的诗人昆图斯写了14卷《续荷马史诗》，叙述特洛伊战争后期的故事。同时还有一位史诗诗人农诺斯,写了48卷《狄奥尼索斯纪》,叙述有关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后期神话传说，包括他远征印度的故事和他的无数爱情故事。此后在整个东罗马帝国时代，没有出现什么重要的诗人。公元 6世纪有一个保罗·西伦提阿里奥斯，算是当时著名的基督教诗人。此外有不少用诗体写成的传奇故事和历史题材的长诗，其中最重要的一部长诗叫《狄根尼斯·阿克利塔斯》，意思是“双重国籍的边民”，内容是讲一个武艺高强的英雄，是东罗马公主和阿拉伯贵族所生的儿子；他经历许多惊险场面，成为边界地区的杀富济贫的著名侠盗；他建立了一座城堡，后来病死，人们给他举行了隆重的葬仪。这篇长诗大概是公元9、10世纪间开始形成的,原是口头文学，有不同抄本。此外还有大量的宗教诗篇，但文学价值不大。　　 

　　东罗马时代有不少历史学家和神学家，留下来不少著作,但大多没有什么文学价值,只能当作史料引用。公元6世纪有一位历史学家普罗科庇奥斯，他写了8卷查士丁尼皇帝时代的战争史和一篇宫廷秘史，被后世认为是波利比奥斯以后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公元 8世纪后半叶有一位历史学家泰奥芬尼斯，他写的当时历史可以弥补东罗马历史上一段空白，文字也还通俗易读。公元11至12世纪间的安娜·康内娜是东罗马皇帝阿莱克西奥斯的女儿,她写了8卷历史叙述他父亲在世时的事，提供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较为可靠的资料。　　 

　　除上述以外，只有10世纪后半叶的一部名为《隋达》的文学资料汇编值得一提。这部著作的编写人没有留下名字,它包含3万多个条目，提供了大量有关东罗马时代和更早时代文学家的生平和著作方面的宝贵资料，可以算是东罗马时代的学者对希腊文学史所作的一个重要的贡献。　　 


　　史诗集中描写了战争结束前几十天发生的事。联军统帅阿伽门农专横地夺取了阿喀琉斯的女俘，并使他当众受辱。阿喀琉斯是希腊军中武艺最高强的将领，他拒绝参战，并祈求宙斯降灾给希腊人，希腊人因此屡遭败绩，阿伽门农赔礼谢罪，也遭拒绝。在危急的情势下，阿喀琉斯的好友借他的甲胄上阵，被特洛伊英雄赫克托耳杀死。阿喀琉斯悲痛欲狂，他宿怨顿消，上阵报仇，杀死了赫克托耳，把他的尸体拖在战车后面泄恨。随后，特洛伊老王跪求尸体，史诗写到赫克托耳的葬礼为止。全诗共15693行。 

　　在荷马时代，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恩格斯在论及这个时代时指出：“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开始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家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伊利昂纪》所描写的战争就是一次在神话的动人外衣掩盖下的掠夺。当时，由于氏放部落内部发生了分化，贵族和平民对战争的态度已有所不同。以希腊方面为例，氏族贵族由于掠夺品瓜分不均而发生严重的内讧。他们把战争当作增加个人财富的重要手段。出于这种需要，他们把英勇作战看成是至高无上的美德。他们热中于战争，几经挫折而坚持不懈。氏族平民已不像更原始的部落成员那样能从战争中得到一些好处；他们在惩罚的威胁下被迫作战，牺牲最大。阿伽门农试验希腊军队是否有归心的场面，证明广大希腊平民有厌战情绪。但史诗按照战争既得利益集团的观点，丑化了平民代表人物的形象。在这种条件下，史诗对战争和贵族的歌颂也是从贵族的利益出发的。在特洛伊方面，氏族平民由于城邦面临毁灭而同仇敌忾地支持贵族，但他们也只是作为陪衬英雄的背景而出现的。 

　　《伊利昂纪》是一部英雄史诗，氏族的首领从各方面受到歌颂。首先是勇敢，例如，安德洛玛刻劝赫克托耳不要上战场，诗人这样写道： 

　　赫克托耳回答说：“保卫特洛伊是我的职责， 
　　有关战争的一切，都是我分内的事。 
　　如果我赫克托耳像懦夫一样逃离战场， 
　　岂不要被特洛伊的英勇的儿子们 
　　和穿着长袍的特洛伊妇女所耻笑。 
　　我从少年时候起就练习做勇敢的人， 
　　在特洛伊人之中总是战斗在最前列， 
　　替我父亲和我自己赢得光荣 

　　又如，阿喀琉斯的母亲曾经预言，他可能有两种命运，或是过和平生活而长寿，或是在战争中早死。他为了得到荣誉，选择了第二种命运。当时战争的方式是很原始的，一个人能否成为英雄，取决于他的膂力，史诗中的英雄大都体魄矫健，武艺高超。阿喀琉斯健步如飞，除了脚踵以外，他浑身刀枪不入，他一出现，就使敌人丧胆。老一辈的英雄涅斯托耳，由于年迈体衰，在诗中就比较逊色。史诗中的英雄都是部落首领，具有不可冒犯的威严，往往表现得专横任性。此外，由于当时的社会分工不发达，英雄们都是一身而兼有多种本领，奥德修既能造船，又能打仗，又能言善辩，长于出谋划策。 

　　但是，史诗中的英雄主要是为了掠夺和加强个人的权势而战斗的。史诗中的英雄观念也和氏族中的等级观念相适应。这些英雄已和英雄传说中的英雄不同，后者多是群众的理想和经验的化身，前者则是高踞于群众之上的骄横的贵族，仗势欺压本部落的平民。阿伽门农和阿喀琉斯等人就是这种英雄的代表。在氏族内部分化的情况下，他们是从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的英雄。平民的代表忒耳西忒斯则被丑化为懦夫而受呵责。事实上，他敢于面斥联军统帅和氏族首领，号召希腊士兵不再为首领卖命，并毅然返回家园，他应是平民中的英雄。 

　　《伊利昂纪》描写的战争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存亡。全书以英雄的业绩为中心，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人物的情绪都很激烈，全诗充满了英雄主义的气息。史诗中的性格描写很出色。英雄形象都具有鲜明的个性。阿喀琉斯是一个小部落的首领，在战争开始前就垂涎特洛伊的财富。他在史诗里拒绝参战，就是因为他个人在物质利益和权势上受到了双重损害，以和最高统帅决裂作为反击。他暴躁如雷，凶猛可畏，是氏族首领中蛮勇的典型。 


　　《奥德修纪》还生动地反映了从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期间的家庭关系和社会生活。当时，对于妇女来说，一夫一妻制显然已经确立。史诗着重歌颂珀涅罗珀忠诚贞节的品德。从诗中又可以看出，当时奴隶主还参加一部分劳动；手工业和商业已有相当发展；贵族武士轻视商人；社会上有殷勤好客和喜欢竞技的风气。史诗还描写了行吟诗人在筵席上讲述特洛伊战争故事的情景，反映了荷马时代文化生活的风貌。 

　　史诗的中心人物是奥德修。他非常机警，善于克制，会使用计谋。作为一个早期奴隶主，他具有为了建立奴隶制而在奴隶主身上被理想化了的各种品德和才干。他是聪明的领导者、勇敢的战士、生产的能手、受人爱戴的奴隶主和好丈夫。他的性格中最重要的方面是不怕困难，他在不可想象的困难中表现了英雄本色。他历尽千辛万苦，并不贪图安逸，他虽然回到自己家中，但他听从神的意志，打算再度离家。史诗的这个收场，留下了奋勇不息的余音。 

　　《奥德修纪》是一部描写航海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史诗，它的艺术特点和《伊利昂纪》很不相同。《伊利昂纪》的格调比较悲壮，节奏比较急促。《奥德修纪》虽然也写了惊心动魄的斗争，但场景瑰丽，变化较多，总的格调是平静的。诗中描叙海上经历的部分富于浪漫的幻想，家庭生活的部分有写实特点和抒情气息，有些细节的描写很成功。例如，当老乳母替陌生人洗脚时，她从脚上的疤痕认出了化装为乞丐的奥德修，往事立即浮现出来，她悲喜交集，眼中充满泪水，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奥德修纪》是欧洲文学中第一部以个人遭遇为主要内容的作品，成为文艺复兴和十八世纪流浪汉小说及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先驱。 

　　荷马时代所以能产生这样灿烂辉煌的文学，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上文已经提到，马克思认为古代希腊社会是发展得最完美的人类童年的社会，只有在生产落后、知识不足的人类童年，才能产生希腊人天真美丽的幻想，它具有永久的魅力。高尔基也说，荷马时代的文学经过世世代代人的千锤百炼，是古希腊人民集体的创造天才的结晶，后世的个人著作很难和它媲美。 

　　在荷马史诗中，已经可以看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古希腊人也有关于冥府和乐土的观念，但谈得极少，他们不大考虑来生问题，他们的希望在人间。阿喀琉斯的鬼魂说，他宁愿在人间为雇工，也不愿在冥府为王。史诗赞美人的美丽和智慧，嘲笑神的邪恶。作者热爱生活，歌颂劳动，面对自然中的凶险时，仍然相信人自己的力量。 

　　史诗中已出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最基本的创作方法的因素，在《奥德修记》中，现实主义方法有所加强。 

　　荷马时代的文学成就，还在于创造了完美的史诗形式。据亚理斯多德说，当年的史诗种类很多，有简单史诗、复杂史诗、苦难史诗和性格史诗。这两部荷马史诗包括了这些史诗的特点，通常称为英雄史诗。它以严肃重大的事件为题材，以英雄人物为中心，风格崇高，富于戏剧性。它采用第三人称的叙事方法，规模宏大，插曲很多，语言富于装饰，常以日常生活、劳动和自然界的各种现象来做比喻，采用六音步长短短格的诗体，通常称为英雄格。 

　　荷马史诗在后来的城邦时期是公民教育的重要材料，它有如百科全书，古希腊人从中吸取了关于天文、地理、历史、社会、哲学、艺术和神话等一切知识。荷马史诗是后代欧洲史诗的典范，欧洲有许多作家都从两部史诗的故事和人物形象中取得素材。它至今还给读者以艺术享受，使人了解远古氏族社会各方面的情况。 

　　荷马史诗以后，希腊出现了赫希俄德的教谕诗《农作与日子》。公元前八世纪，工商业和货币经济发达，土地集中在贵族手里，农民陷于贫困，起来反抗贵族。赫希俄德的弟弟珀耳塞斯企图凭借当地贵族的势力侵占他的财产，他写这首诗来规劝珀耳塞斯。全诗共828行。诗中叙述人类生活的艰苦，提到人类的金时代、银时代、铜时代、英雄时代和铁时代。作者认为各个时代每况愈下，铁时代讲强权，不讲公理，农民有如苍鹰爪下的夜莺。诗人劝他的弟弟做事要公正。诗中有一部分描写农民一年的操作，讲述如何经营农业，十分精彩。最后一节记载每月的吉日和凶日。全诗谴责贵族的骄横，歌颂辛勤劳动的农民，是古希腊流传下来的第一首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诗作，风格清新自然，平易简洁。在赫希俄德的名义下还传下《神谱》一诗，大概不是他的作品。这首诗描写宇宙的形成和诸神的世系与斗争，诗中关于宙斯和提坦神之间的斗争写得比较生动。 


　　公元前八至六世纪期间，氏族社会进一步解体，奴隶制城邦逐渐形成。氏族社会解体之后，人们失去了氏族的庇护，不得不独自谋生，面临生存斗争的困难。这时候，集体的情感由于阶级的分化和不平等的社会地位而冲淡了，个人的遭遇引起了种种复杂的情感，这些情感抒发为诗歌，因此，抒情诗在这个时期特别繁荣。抒情诗来源于民歌，分为双管歌(或称哀歌)、琴歌和讽刺诗。双管歌的题材多样，有军事政治的、道德教诲的和爱情的，大都用双管伴唱。琴歌分为独唱琴歌和合唱歌，以竖琴伴唱。讽刺诗用短长格诗体写成，可以用双管或竖琴伴唱。双管歌体比较安静柔和，讽刺诗比较活泼、激昂、锋利。双管歌中最著名的是提耳泰俄斯(公元前7世纪末)为斯巴达人写的战歌，雅典立法家梭伦(公元前639?-559)为自己的政策辩护而写的政治诗，以及西摩尼得斯(公元前556?-468?)为温泉关之役(公元前480)中殉国的三百名斯巴达健儿所写的墓志铭。讽刺诗用于讽刺或诅咒，最著名的作者是阿耳喀罗科斯(公元前714?-676?)，他的讽刺尖锐有力。 

　　独唱琴歌最著名的作者是萨福(公元前612?-?)，她是列斯波斯岛的贵族，在那里组织了一所音乐学校，写情歌和婚歌，与女弟子唱和。她写过九卷诗，只传下两首完整的诗和一些残句。她用简洁自然的诗句写出了自己复杂的心理变化，反映希腊奴隶主贵族的生活情趣。萨福死后，她的名声传遍了全希腊，柏拉图称她为“第十位文艺女神”，她受到西欧历代具有贵族倾向的诗人的推崇。琴歌的另一个著名的作者是阿那克瑞翁(公元前550?-465?)，他写了五卷诗，歌颂醇酒和爱情，其中有独唱琴歌、双管歌和讽刺诗，只传下一些短诗和残句。古代和后世有许多人模仿他的诗体，称为“阿那克瑞翁体”。 

　　独唱琴歌抒写个人的情感，只流行于狭隘的贵族圈子里。合唱琴歌和舞蹈配合，结构复杂而谨严，抒写多数人的情感，为广大人民所喜爱。合唱琴歌的最著名的作者是职业诗人品达(公元前522?-442)。当时，希腊盛行体育竞技，竞技活动又和敬神的节日结合在一起，品达在诗中歌颂奥林匹克运动会及其他泛希腊运动会上的竞技胜利者和他们的城邦。他写过十七卷诗，只传下四卷。他的诗里有泛希腊爱国热情和道德教诲；他歌颂希腊人在萨拉米之役(公元前480)中获得胜利；他认为人死后的归宿取决于他们在世时的行为。他的诗风格庄重，词藻华丽，形式完美。品达的合唱歌对后世欧洲文学有很大影响，在十七世纪古典主义时期被认为是“崇高的颂歌”的典范。 

　　和抒情诗同时，在民间还广泛流传着一些散文故事。其中有许多是动物寓言，相传是公元前六世纪的伊索所作。传说中的伊索是一个相貌丑陋而绝顶聪明的奴隶，后来获得解放。公元一世纪，巴布里乌斯用格律诗改写了120余则伊索寓言，编纂成集。伊索寓言中可能也有一些来源于亚洲和非洲。 

　　伊索寓言的内容和抒情诗很不相同。抒情诗主要反映贵族奴隶主的情趣；伊索寓言则反映下层平民和奴隶的思想感情。其中有许多故事表现了当时的阶级对立关系，例如《狼和小羊》。一只狼看见小羊在河边饮水，想找借口把他吃掉。狼指责小羊把水弄脏了，小羊说，我在下游，不可能弄脏上游的水。狼又说，小羊去年骂过他，小羊回答说，我那时还没有生下来。这只狼老羞成怒，便说：“即使你辩护得好，我也不放过你，”他就把小羊吞吃了。寓言的教训是，“暴君是不缺少借口的。”这个故事是对奴隶社会的深刻写照。伊索寓言把压迫者比作狮子、豺狼、毒蛇、鳄鱼和狐狸，谴责他们为非作歹、残害人民的暴行。寓言中有许多故事总结了古代人民的斗争经验和生活教训，例如《农夫和蛇》教导人们不能对敌人仁慈；《猫和鸡》要人们对敌人提高警惕，不要上当；《农夫的儿子们的争吵》说明团结就是力量；《龟兔赛跑》劝诫人不要骄傲；《乌鸦和狐狸》讽刺虚荣心；《狐狸和葡萄》讽刺无能者的自我安慰。寓言中也有一些反映了被压迫者安于现状的消极意识，例如《两只公鸡和鹰》宣传人必须谦卑，才能得到恩惠。伊索寓言的思想性很强，形式短小精悍，比喻恰当，形象生动，对后来欧洲寓言作家影响很大，常被后人模仿和引用。

　　由于当时的政治纷争剧烈，雄辩术(演说)在雅典得到发展，产生了十大演说家，其中最著名的是伊苏格拉底和狄摩西尼。伊苏格拉底(公元前436-338)把统一希腊的希望寄托在少数强有力的统治者身上。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号召全部希腊城邦联合起来讨伐波斯的演说词(公元前380)。他的文体讲究和谐，重视节奏。狄摩西尼(公元前383-322)号召希腊各城邦联合起来抵抗马其顿的菲力浦二世，失败后，服毒自杀。他最有名的作品是第三篇反对菲力蒲的演说(公元前341)，这篇演说洋溢着忧国忧民的热情，提醒希腊人注意马其顿的威胁，号召他们团结御侮，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他善于用简单的语言表达激昂的情绪，对后世的雄辩术有很大的影响。 

　　在文艺理论方面，最重要的作家是哲学家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 

　　柏拉图(公元前427?-348)出身雅典贵族，早年从哲学家苏格拉底求学。苏格拉底被雅典民主政权以破坏宗教和毒害青年的罪状处死后，柏拉图曾游历埃及等地。回雅典后，他创办学园，授徒讲学，并撰写哲学对话录，直到死时为止。柏拉图的对话录总共有四十多篇，内容涉及政治、伦理、文艺、教育以及当时争辩激烈的一些哲学问题。最著名的有体现他的政治纲领的《理想国》，讨论修辞学和辩证法的《斐德若》，讨论审美教育的《会饮》，和谈到理想国的社会组织的《法律》等篇。这些对话中主要发言人都是苏格拉底，论敌则大半是诡辩派哲学家。柏拉图自己在对话中始终没有出场，苏格拉底可能就是他的代言人。 

　　柏拉图生活在雅典贵族失势、民主派当权的时代，他提倡贵族政治，反对民主制度。在哲学上，他继承了苏格拉底的唯心主义，成为西方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始祖。他把“理式”或宇宙间的原则和道理看作是第一性的、永恒普遍的，至于感官接触的世界则是“理式”世界的摹本或幻影，无永恒性和普遍性，所以不仅是第二性的，而且是不真实的。柏拉图的哲学体系中还谈到关于爱情的理论。他反对把爱情当成利害关系和情欲的满足，认为爱情是从人世间美的形体窥见美的本体以后所引起的爱慕，人经过这种爱情而达到永恒的美(理式)。这种思想虽然具有反对庸俗爱情的意义，但本质上是精神贵族的观点，是他唯心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后世的“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就是导源于他的爱情学说。 

　　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对诗人提出两在罪状。第一，诗不能教人认识真理。例如画家画床只是模仿木匠制造的床，而木匠造床又模仿床之所以为床的道理(理式)，所以文艺只是“模仿的模仿”，“影子的影子”，“和真理隔着两层”。其次，诗滋养着应该由理智压制下去的“人性中的卑劣部分”，例如情感和欲念。而且，希腊诗人把神和英雄写得无恶不作，破坏了宗教信仰，起了伤风败俗的作用。根据这两大罪状，他把诗人逐出了他的理想国。但柏拉图实际上并不否定文学艺术，他只是反对具有民主倾向的文学艺术。他从反动的贵族利益出发，提出文艺必须服务于贵族政治的观点。 

　　此外，柏拉图还发挥了希腊传统的灵感说。他认为创作的源泉是灵感，诗人须有神灵凭附，转入狂热状态，才能创造出伟大的作品。这也是客观唯心主义在创作理论上的表现。 

　　柏拉图的对话录对希腊文学有很大的贡献。它的特点是用提问、启发、诱导等方式解决疑难，以浅喻深，由近及远，层层深入，使读者不但看到思辨的结果，还看到思想发展的过程。柏拉图描写对话者之间的矛盾，具有一定的戏剧性。人物有一定的个性，如苏格拉底的发言总带些装傻。对话场所的描绘也颇生动。此外，他善于运用形象的比喻来说明抽象观念。例如，他用两匹马的活动来比喻人的灵魂中的冲突。一匹马驯良而懂得节制，代表德行；另一匹马桀骜不驯，代表情欲。这两匹马同驾一辆车子，发生了痛苦的冲突，使御者不能驱车升到诸天的绝顶。 

　　公元三世纪，柏拉图的哲学思想由普洛丁努斯发展为新柏拉图主义。这种新柏拉图主义在中古同基督教神学结合在一起，在哲学和美学方面统治了一千多年。柏拉图和新柏拉图派的思想在后来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浪漫主义中也发生过很大的影响。 


　　亚理斯多德(公元前384-322)生在马其顿，父亲是御医。他二十一岁时赴雅典从柏拉图学哲学，柏拉图死后，他回到马其顿，当菲力浦二世的儿子亚历山大的教师三年，及至亚历山大即位东侵，他又回雅典开办一所学校，授徒讲学，撰写哲学和科学著作。 

　　亚理斯多德并不维护奴隶主贵族制，他认为贫富悬殊会引起社会动荡，只有中等的富裕才是幸福。在伦理学上，他提倡中庸哲学。亚里斯多德的思想代表奴隶主中的中等阶层的利益。 

　　在哲学方面，亚里斯多德发展了赫拉克利特的唯物的和辩证的思想，奠定了形式逻辑学的基础(《论工具》)，论证了一般与特殊的统一，认为理性原则存在于感性事物之中，从而彻底批判了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是在肯定神为创造因这一点上，他还是唯心主义的。 

　　在文艺理论方面，亚理斯多德利用他那丰富的哲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对希腊文艺作了总结。他的《诗学》和《修辞学》都是这种总结的成果。他抓住文艺的一些基本问题，作出了在当时是最深刻的解答。 

　　亚理斯多德的《诗学》首先阐述文艺和生活的关系，他发扬了古希腊传统的“模仿说”，认为现实世界是文艺的蓝本，文艺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模仿并不是消极的抄袭，而是通过观察和认识，来反映现实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事物。《诗学》第九章有一段比较诗和历史的话是极其重要的：“诗人的职责不在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写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是可能的事。诗人和历史家的……差别在于，历史家描述已发生的事，而诗人却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诗比历史更近于哲学，更严肃；因为诗所说的多半带有普遍性，而历史所说的则是个别的事。所谓普遍性是指某一类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在某种场合下会说些什么话，做些什么事——诗的目的就在此，尽管它给所写的人物安上姓名。至于所谓特殊的事则指例如亚尔西巴德所做的事或所遭遇到的事。”这段话有几点含义：首先，诗有诗的真实，它是合乎规律的，带有普遍性的，所以柏拉图说诗不显示真理的论点不能成立。其次，诗的真实不同于历史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不同于生活的真实；诗是虚构，在虚构中揭示事物的必然性而抛去偶然性，所以诗或艺术的真实可以高于生活的真实。这就推翻了柏拉图认为艺术只是“影子的影子”的论点。再次，诗可以通过“安上姓名”的个别人物来显示出普遍性和必然性，这就是“一般与特殊统一”的观点。 

　　由于认识到诗必须符合可然律和必然律，显示事物的内在联系，亚理斯多德特别强调作品必须是有机的整体，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认为无论是史诗还是悲剧，都应以动作或情节为纲，而不应以人物性格为纲，因为以情节为纲，较易显出事件发展的必然性。情节要整一，一部作品只应有一个主要的情节，从开始发展到顶点，然后转到必然的结局。 

　　亚理斯多德在《诗学》里着重分析了悲剧。第六章里悲剧的定义是重要的：“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动作的模仿；用的是由各种雕饰来提高的语言，不同的雕饰用在不同的部分；方式是通过动作而不是通过叙述；引起怜悯和恐惧，从而导致这些情感的净化。”接着他指出，“动作须有动作的人物，人物必然具有性格和思想两方面的特点。”这样，亚理斯多德就指出了分析一般戏剧作品所必须考虑到的六个要素：动作(情节)、人物性格、思想、语言、表演(通过人物动作，不通过叙述)和歌唱(因为希腊悲剧有合唱队)。此外，他还指出悲剧所引起的情感是对人物所受灾祸的怜悯和恐惧。这些情感在看悲剧时受到“净化”，所以对心理能起健康的影响。这里也就批判了柏拉图的文艺伤风败俗的观点。 

　　他在论悲剧时，强调动作的整一，并指出悲剧的时间不应无限制地延续。这些观点后来被古典主义者引申为悲剧的三一律。 

　　总的说来，亚理斯多德的文艺观点是符合现实主义的。他的《诗学》对西方的文艺理论奠定了基础，两千多年来一直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