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把“仇富”的帽子扣向了中国穷人？
《南方周末》发布的一份关于富豪心理的调查显示：决大多数富豪感到“不安全”。由此而引发的关于富豪为何“不安全”的讨论变得异常热烈，社会学者们纷纷出来分析富豪们“不安全”的原因所在。其中，“仇富”成为众学者手中最可信手拈来的理由。短短数日，“仇富”一词的提及率在富人们的“恐慌”之中直线飚升，直至“涨停”。看来这些社会学者们也跟富人们有仇，富人们怕“仇富”都愁出心病来了，他们偏要哪壶不开提哪壶，把个“仇富”当成口头禅来念。
然而，无论社会学者多么惯于使用“仇富”这个概念，也无论“富人”们的脑子里是否冷不丁地闪现“仇富”者血红的眼睛，狰狞的面目。愚以为，“仇富”概念以其荒诞的逻辑，成为中国社会学者们闭门造车造的新产品，而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抛弃了中国穷人群体的感情，生生地将一顶大帽子戴在了他们头上。
毋庸置疑，“仇富”是一个具有群体针对性的概念，它的概念载体，是直指中国穷人群体的。谁仇富？当然是穷人。富人概不会吃饱了撑着，自己仇视自己吧。穷人仇富，谁做过调查，哪怕是一个很粗糙的调查？恐怕没有。如果做过调查，试问那些宣扬中国人有“仇富”心态的所谓学者们，在调查中，有仇富者心态的占了几层，中立的占了几层，没有仇富心态的又占了几层？恐怕学者们没有办法回答这样的问题，而事实上他们在口口声声地称中国人，准确地说应该是中国穷人有仇富心态的时候，从来便没有回答过这样的问题。然而，连这样最基本的统计工作都不做，中国的社会学者们就想当然地给中国穷人扣上“仇富”的大帽子，以“莫须有”之名就在那里大张旗鼓地分析中国穷人的道德品质问题，嫉妒心问题。我看需要建议这些社会学者们都换姓“秦”，“秦桧”之“秦”，或可直接使用“秦小桧”、“秦桧二世”、三世直到Ｎ世等称谓，以此可做到名副其实，理直气壮。
不妨再问一个问题：谁认为穷人“仇富”？当然是富人，还有那些为富人们摇旗呐喊，早已失却立场，善于“莫须有”的学者们。一个很简单的逻辑推理，可以证明“仇富”概念的荒诞性。穷人为他们的吃饭穿衣、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尚且忙得不可开交，他们何至于没事找事，平白无故地给自己弄出几个“仇人”，况且还尽是些有钱有势的“仇人”？
或许有人要说，谁没有嫉妒心？谁看见别人比自己有钱不眼红？的确如此。按照嫉妒性普遍存在论再加上穷与富概念的相对性特点，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果：赤贫者必视穷人以为富，故赤贫者仇视穷人；穷人视富人必理所当然以之为富，则穷人仇视富人；富人与大富豪比，相形见拙，必仇视富豪；而富豪又要仇视自己更富的富豪，以此推论下去，世人惟有一人不仇富，即世界之首富。至此，社会学者们所谓“仇富”逻辑之荒诞已大白。照此荒诞逻辑继续让社会学者们忽悠下去，中国人头上的帽子当会越来越多：仇官、仇商、仇工、仇学、仇农......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有人仇乞丐。
穷人并无太多的话语权，而社会学者和富人们想说他们仇什么便仇什么。即使社会学者和富人们不说，我相信，与富人有仇的人还是有的。那些做了一年工，最后工钱被老板席卷而走，只好借钱回家的农民工和富人是有仇的。那些土地被圈建成工厂，没有得到补偿，还得忍受污染的农民和富人是有仇的。那些在大街上走自己的路，却被飞驰而过的“宝马”撞飞，却既无人送去医院，又没有得到赔偿的人是和富人有仇的。
然而，富人们霸道心理甚至无需揣度：穷人们，你们再敢说我的钱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再敢说我的钱是脏钱、黑钱，我就告你“仇富”，看你还敢说什么。富人们这么想也这么做了，他们 “不安全”的无病呻吟，立即引起了社会学者们关注，他们将“仇富”的大棒舞得呼呼生风，谁还敢对富人说三道四？先扣上一顶“仇富”的大帽子再说。而穷人们能说什么？别说是大帽子，即使是屎盆子，也只得接下了，因为，并无人为他们喊一声冤枉。（完）（梁木桐）
《南方周末》发布的一份关于富豪心理的调查显示：决大多数富豪感到“不安全”。由此而引发的关于富豪为何“不安全”的讨论变得异常热烈，社会学者们纷纷出来分析富豪们“不安全”的原因所在。其中，“仇富”成为众学者手中最可信手拈来的理由。短短数日，“仇富”一词的提及率在富人们的“恐慌”之中直线飚升，直至“涨停”。看来这些社会学者们也跟富人们有仇，富人们怕“仇富”都愁出心病来了，他们偏要哪壶不开提哪壶，把个“仇富”当成口头禅来念。
然而，无论社会学者多么惯于使用“仇富”这个概念，也无论“富人”们的脑子里是否冷不丁地闪现“仇富”者血红的眼睛，狰狞的面目。愚以为，“仇富”概念以其荒诞的逻辑，成为中国社会学者们闭门造车造的新产品，而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抛弃了中国穷人群体的感情，生生地将一顶大帽子戴在了他们头上。
毋庸置疑，“仇富”是一个具有群体针对性的概念，它的概念载体，是直指中国穷人群体的。谁仇富？当然是穷人。富人概不会吃饱了撑着，自己仇视自己吧。穷人仇富，谁做过调查，哪怕是一个很粗糙的调查？恐怕没有。如果做过调查，试问那些宣扬中国人有“仇富”心态的所谓学者们，在调查中，有仇富者心态的占了几层，中立的占了几层，没有仇富心态的又占了几层？恐怕学者们没有办法回答这样的问题，而事实上他们在口口声声地称中国人，准确地说应该是中国穷人有仇富心态的时候，从来便没有回答过这样的问题。然而，连这样最基本的统计工作都不做，中国的社会学者们就想当然地给中国穷人扣上“仇富”的大帽子，以“莫须有”之名就在那里大张旗鼓地分析中国穷人的道德品质问题，嫉妒心问题。我看需要建议这些社会学者们都换姓“秦”，“秦桧”之“秦”，或可直接使用“秦小桧”、“秦桧二世”、三世直到Ｎ世等称谓，以此可做到名副其实，理直气壮。
不妨再问一个问题：谁认为穷人“仇富”？当然是富人，还有那些为富人们摇旗呐喊，早已失却立场，善于“莫须有”的学者们。一个很简单的逻辑推理，可以证明“仇富”概念的荒诞性。穷人为他们的吃饭穿衣、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尚且忙得不可开交，他们何至于没事找事，平白无故地给自己弄出几个“仇人”，况且还尽是些有钱有势的“仇人”？
或许有人要说，谁没有嫉妒心？谁看见别人比自己有钱不眼红？的确如此。按照嫉妒性普遍存在论再加上穷与富概念的相对性特点，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果：赤贫者必视穷人以为富，故赤贫者仇视穷人；穷人视富人必理所当然以之为富，则穷人仇视富人；富人与大富豪比，相形见拙，必仇视富豪；而富豪又要仇视自己更富的富豪，以此推论下去，世人惟有一人不仇富，即世界之首富。至此，社会学者们所谓“仇富”逻辑之荒诞已大白。照此荒诞逻辑继续让社会学者们忽悠下去，中国人头上的帽子当会越来越多：仇官、仇商、仇工、仇学、仇农......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有人仇乞丐。
穷人并无太多的话语权，而社会学者和富人们想说他们仇什么便仇什么。即使社会学者和富人们不说，我相信，与富人有仇的人还是有的。那些做了一年工，最后工钱被老板席卷而走，只好借钱回家的农民工和富人是有仇的。那些土地被圈建成工厂，没有得到补偿，还得忍受污染的农民和富人是有仇的。那些在大街上走自己的路，却被飞驰而过的“宝马”撞飞，却既无人送去医院，又没有得到赔偿的人是和富人有仇的。
然而，富人们霸道心理甚至无需揣度：穷人们，你们再敢说我的钱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再敢说我的钱是脏钱、黑钱，我就告你“仇富”，看你还敢说什么。富人们这么想也这么做了，他们 “不安全”的无病呻吟，立即引起了社会学者们关注，他们将“仇富”的大棒舞得呼呼生风，谁还敢对富人说三道四？先扣上一顶“仇富”的大帽子再说。而穷人们能说什么？别说是大帽子，即使是屎盆子，也只得接下了，因为，并无人为他们喊一声冤枉。（完）（梁木桐）
